炒币第二十四课：投机游戏的12条法则

在赌场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赌徒们往往在连续输了几场后对下一个赌局下更大的赌注，而在连续赢了几场后则对下一场赌局下很小的赌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连续的输局后，赢局会在前面等待你；而在连续的赢局后，输局也必然降临。这就是赌徒的博弈谬论。不过却没有科学道理。

根据资金管理原则，连续输局后，交易者（不管是股市中的投资者还是赌场中的赌徒）的资金总量会减少，若投入与之前几局完全相同的本金百分比，他们应该降低赌注；相反，在连续赢局后，由于资金总量增大，要投入与之前相同的本金百分比，他们就应该增加赌注。

然而，赌徒们是十分相信这一谬论的。就拿一名赌徒在打赌硬币是正面朝上或是背面朝上时的情景来说。如果硬币正面朝上或朝下确实是随机的话，那么这名打赌者在任何一次押注时赢的概率都是50%。

假如一位打赌者接连押了6次，每次都赌硬币正面朝上。但是这六次的结果却都是背面朝上。现在，该为第7次下赌注了，他应该赌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呢？换句话说，这时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大还是背面朝上的概率大呢？

大多数人想法是，投掷硬币时连续6次背面朝上是很不寻常的，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更不用说连续7次出现背面朝上了。因此，这位打赌者在为第七局押注时，加大了赌注，赌了正面向上。

结果非常不幸，他又输了。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错误就在于对概率规律的应用。投掷一枚硬币，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次数应该各占一半。这个道理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在无数次大量的事件后才可能成立。对于很少的尝试次数而言，这一规律并不一定存在。如果把适用于大量事件发生时才有效的规律运用到了很少的事件上，就会出现错误的判断。

再者，在投掷硬币的过程中，每次硬币投掷都是一个独立事件，前面抛掷中发生的情况对接下来将要出现的结果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换句话说，即使已经出现6次背面朝上，第7次出现正面朝上的概率依然只有50%，因为它（第七次的投掷结果是正面朝上）是一个独立事件。以上案例中打赌者犯的一个关键错误就在于把这一独立事件看成与之前六次投掷结果相关的事件，将整个投掷过程看成一个连续事件，进而误将“第七次出现背面朝上的概率”等同为“连续投掷硬币7次都出现背面朝上的概率”，误认为背面朝上的概率是0.5的七次方，进而认为这一数字非常小，基本上不可能发生，以至于把大量赌注押在其实只有50%胜算的正面。

赌徒谬论不仅发生在赌博活动或者游戏中，在投资市场中也广泛存在。就拿股市来说，如果大盘连续上涨4天甚至更久，投资者们就会更相信第二天大盘会下跌。不仅是普通的投资者，那些备受敬重的市场分析师们也有这样的偏向。

有一个心理学家以40名经济学和金融学博士为研究对象做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分给这40名高智商的被试每人1万元，让他们玩100场简单的电脑投资游戏，并告诉他们，在这个投资游戏中，他们有60%的概率获得100%的收益，还有40%的概率蒙受100%的损失。他们可以随意决定投资的本钱，盈亏都是自己的。换句话说，在实验结束后，他们的1万元不管变成多少钱，都可以作为酬劳带走。

结果：只有2名博士带走了的酬金大于“投资本钱”1万元。也就是说，只有5%的博士在这100场投资游戏中赚钱了，95%的博士都在这场游戏中赔钱了。

难道这场投资游戏很难让玩家赚钱吗？

当然不是。只要博士们每次都以固定的100元进行投资，他们就可以在结束的时候带走12000元。不过，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资金管理，尤其是本金多少对这个游戏成功的重要性。他们像大多数的玩家一样，倾向于在不利的情况下投入更多的钱，而在有利的运行情况下投入更少的钱。而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以下的假设就能作出完整的解释。

假设你是其中一个博士，你在前三场的投资中每次投入的资金都是100元，但不幸亏损掉了。这时，你手中的本钱就只剩下9700元。

在第四次投入本金时，你很可能会这么想：“研究人员说这个游戏有60%的盈利概率，既然我已经连续亏损了三次，那么这一次就可能是盈利的机会了。”所以，你押注1000元。不料，这一次又失败了，本钱只剩下8700元了。

换句话说，你已经输掉了1300元。如果还是以每场100元的“资金”继续游戏，就意味着你要连赢13局才能赢回这些钱。

你不想事情变得这么麻烦，你希望尽快翻本，而且你认为自己在下一局盈利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押注1700元。

不幸的时，你又输了，你的本金只剩下了7000元。

你连输了五局，第六局总会赢吧？你狠一狠心，下注3000元，希望一局赢回本钱。你屏住呼吸期待着结果，不料却再次遇到亏损。

现在，你的本金就只剩下4000元了，翻本的希望已经变得十分渺茫。

在投资实践中，输赢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不过，投资规律和投资者的心理却是一样的。即使是知识丰富的投资者，也会受到赌徒谬论的影响而调整资金仓位或者临时更改买卖决策。殊不知，短期投资市场的规律是随机的、无规律的，坏运气未必如你所想的那样已经散尽，好运气也未必如你所期望的那样即将到来。

锚定调整法则

3、锚定调整法则—先入为主，难以实事求是

锚定调整法则，也叫“锚定和调整启发式”，是指人们在对事物进行判断和评估时，习惯先设定一个最容易获得的信息作为估计的初始值（即“锚点”），“锚点”通俗一点可以理解为第一印象或者原始值，然后再以这一初始值为基础结合其他信息进行上下调整而得出新的目标值。

心理学家斯蒂芬（Stephan）和他的合作者通过一个实验清楚地解释了这一心理法则。

研究人员将所有被试分为三组，分别命名为“高水平锚定值组”、“低水平锚定值组”和“参照组”。然后要求所有被试就美元对马克的汇率i、德国的DAX股价指数以及黄金的价格进行一个7周的预测和估算。这些被试在预测时都可以参考一个记载有近6个月内上述各项指标变化情况的图表。而在预测之前，“高水平锚定值组”和“低水平锚定值组”的被试还需要根据一些问题进行一个粗略的估计。

其中，低水平锚定值组的被试被要求回答“汇率i是否会低于或者高于1.50”、“DAX值是否会低于或高于1600”、“黄金的价格是否会低于或高于16000马克”等问题；高水平锚定值组的被试则需要回答“汇率i是否会低于或者高于1.70”、“DAX值是否会低于或高于1800”、“黄金的价格是否会低于或高于18000马克”等；    结果发现，“锚定值”对被试的预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粗略估计练习中的粗略估计值越低，被试作出的具体预测值就越低；粗略估计值越高，被试作出的具体预测值就越高；而在没有进行粗略估计的参照组中，他们的估计值介于两组之间。

不仅如此，斯蒂芬还通过实验发现，在那些与关键预测毫无关系的任务中，也同样存在锚定效应。例如其中一个实验情境是：研究人员让被试从荧屏上不断闪现出一连串的数字随意挑选出一个数值，然后用这个数值来充当DAX股价指数的“粗略估计值”。结果却发现，这些被试对DAX股价指数的预测值也同样反映出了锚定效应。

以上实验不难看出，锚定效应对投资者的判断与决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投资实践中，当投资者对某种股票形成较稳定的看法后，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锚定在这一看法上，并以此为基准形成对该股票未来表现的预期判断。而一只股票的基本面信息（如每股盈利）发生变化时，投资者在进行下一期预测时，很可能会受制于锚定的影响而不能做出充分调整，进而导致高估或者低估股票的价值。即使有些聪明的投资者并不相信这个初始值的准确性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但当他们在预测股票的未来价值时，还是会受到被他们视为初姑值的那个量的影响。换句话说，一旦投资者将预测值定位在了一个初始值上，无论初始值是问题中暗示的还是粗略计算出来的，那么以后即使调整预测值，幅度也不会太大。

就拿会计信息的披露来说。与临时公告相比，年报信息是较早和较容易获得的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它有相对固定的披露时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是最让人关注的有关上市公司年度整体情况的重要初始信息。因此，很多投资者在获取这一信息之后，都会将它作为一个初始值。这就是一个年报锚点。此后，即使年报出现重大差错或遗漏而需要重述，更正公告或重述年报对投资者来说也都只是一个调整值而已，根本不足以影响到之前的认知与判断。这是因为，调整值虽然有调整功能，但是这种调整却是在初始值基础上进行的，很有可能存在修正不足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对投资者而言，更正公告以及重述报表的作用并不大；相对于重述报表，首次发布年报对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与决策要更为重要一些。

总而言之，在投资实践中，人们在对某项投资计划进行定量估测时，容易受到某些特定数值或最初获得的信息的影响，不自觉地将其作为起始值或起始条件，机械地接受问题。要避免这种情况，恰当的做法即是：在作出最终的估计前，多选择几个锚定值（比如最乐观的估计值和最悲观的估计值）分别进行调整，之后再综合起来考虑，进而再得出最终的估计。

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他可能是唐僧

4、熟悉性思维—熟悉，不等于没风险

在任何一个投资市场，投资者可以选择的投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投资者是如何进行选择的？他们在选择之前都会分析每种证券的预期收益率与风险水平吗？当然不会这么麻烦。大多数投资者都会遵循一种简单的投资方法——将资金投资于他们熟悉的证券或者自己所了解的本地公司。这就是熟识性思维下的投资决策。    让我们看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例子。

1984年，美国政府以反垄断为理由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话公司分解为七个地区公司。12年后，经济学家戈尔·休伯曼（Gur Huberman）调查了这些地方公司的股票持有人的情况，结果发现，人们喜欢持有本地区电话公司的股份，而不是其他地区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们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相对于外地的不熟悉的公司，他们更了解本地的公司。换句话说，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有“恋家情结”。正因为如此，很多投资者会用大部分资金购买本国股票，很少购买外国股票。

美国、日本、英国的股票市场市值分别占世界股票市场市值的47.8%、26.5%和13.8%。按照传统投资组合理论，一个充分分散的投资组合在美国、日本、英国股票市场的配置比例应该为47.8%、26.5%和13.8%。

但是，美国投资者却不是这样配置自己的股票组合的。据调查，他们投资于美国股票市场的比例为93%，而不是47.8%。不仅是美国人，日本人和英国人也是如此。日本投资者投资于本国股票市场的比例是98%；英国投资者投资于本国股票市场的比例是82%。

事实上，即使有些投资者将目光放在了国际市场上，将资金投资于国外的公司，他们也会选择他们所熟悉的公司。这些公司通常是具有非常高的产品知名度的大公司。例如，中国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大型企业。

但是，这种做法看似安全，却并非是最有益的。就拿日本来说，很多具有吸引力的中小型公司都拥有更高的出口额。

那么，投资者为什么还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熟悉的资产的收益率要高于他们所不熟悉的资产的收益率。

关于市场的预期收益率，世界最大的金融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美林证券通过每个月向全球的基金经理进行调查后发现，欧洲大陆的基金经理认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市场收益率要高于英国、美国和日本，而英国的基金经理也坚决表示英国证券市场的预期收益率是最高的。

可见，投资者总是更看好本地市场。他们对自己熟悉的股票风险收益水平过于乐观，而对不熟悉的股票则过于悲观。这就是可口可乐公司虽然销往全世界，但由于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其16%的股权被亚特兰大的投资者持有的原因。

不仅是普通的投资者，职业基金经理也倾向于投资他们熟悉的公司。美国的职业基金经理虽然拥有大量的分析工具，能获取大量的信息，但是他们所选择的投资组合却也总是向本地公司倾斜，尤其在选择小公司或者风险较高的公司时更是如此。据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美国职业基金经理所持有基金的公司总部比其他公司离其办公地点近100公里左右。

这样选择投资项目，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试想一下，什么公司是你最熟悉的、最了解的？自己工作的公司。正因为人们最熟悉的是自己工作的公司，很多美国员工才将401K退休计划中的养老金投资在他们自己公司的股票上。

401K退休计划，即1978年实施的《美国国内税法》第401条K项，也称延迟纳税计划，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按照这一计划，企业为员工设立专门的401K账户，员工每月从其薪酬中拿出一定比例（不超过25%）的资金存入这一账户，企业也在这一账户中为员工存入一定的比例（不能超过员工存入的数额）的资金。同时，提供4种风险程度不同的投资计划，投资品种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货币基金、公司股票为主。员工可任选一种。选择后，其401K账户的资金就会被用于该项投资，员工自己承担投资风险。数十年后，员工在退休时，就可以选择一次性领取、分期领取和转为存款等方式拿走这笔资金及其收益。

因此，员工最后可以拿走多少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选择的投资组合。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员工应该根据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充分分散的债券基金、股票基金或者货币基金，将他们的养老金分散投资。然而，很多员工并没有这么做，他们用401K账户里的资金购买他们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

一项针对246家美国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42%的员工将401K退休计划的资产投资于本公司股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熟悉自己的公司，认为它是最好的，最安全的。但是，这种做法却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于在公司工作，员工的劳动力资本已经和公司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他们还将养老金也投资在这个公司，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和养老金资产都依赖于这个公司。如果公司的经营状况出现意外，他们不但会失去工作，投资也会受到亏损。

这不是危言耸听，安然公司员工的遭遇就是典型。

安然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之一，其股票价格曾一度高达90.56美元，市值约700亿美元。在安然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鼓励下，4500多名员工纷纷把自己的401K账户里的退休金投资于本公司的股票。

不过，安然公司似乎辜负了员工的信任。2001年11月30日，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竟跌到每股26美分。

这个数字即意味着这些员工的退休金基本上已经化为乌有。这时，有没有可能出现奇迹？

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其破产清单中所列资产高达498亿美元，未偿还的债务有160亿美元。奇迹没有，破产成为现实，这些员工不但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一生的养老积蓄。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将投资组合过度集中在一种股票上是非常危险的。毕竟，没有一个公司的股票比分散的投资组合，尤其是整个市场更安全。但是，投资者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熟悉的公司，他们的熟识性思维偏差影响了他们对风险的判断。

因此，投资者除非能够有意识地避开这种熟识性思维偏差的影响，否则很难作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

此外，我们还应该记住被尊称为“股圣”的彼得·林奇（Peter Lynch）的投资诀窍：“避开热门行业的热门股票，关注多数投资者头脑中难以记得的股票。因为人们越熟悉的股票，越可能被估价过高。”

归因偏差是指人们在对事情的发生原因进行判断时，系统地歪曲了某些本来是正确的信息。

例如以下情景：

一位男士向他的同事借了100元钱，并承诺一个星期内偿还。然而，都过去一个月了，同事还没有收到男士的钱。于是，同事主动提起这件事，男士想了想，带着歉意地说：“最近太忙了，忘了。”说完，就马上递给同事100元。

虽然拿到了钱，但同事并没有感觉到高兴，反而觉得男士生性如此，拿钱积极、掏钱消极，是个私心重、愿借不愿还的人。

这就是一种归因偏差，即对于同一行为，实施行为的人与旁观者所作的归因是有差异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对于一个行为，行为人往往更关注情境的作用，习惯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外部原因；而旁观者则常常强调甚至高估行为人的自身因素。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其根本原因则是双方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

行为人自认为比较了解真实情况，会更多地是从具体情况出发，强调实际行为的特殊情境，比如，借东西未还是因为太忙、没时间等；朋友没及时帮忙是因为有急事走不开等。

旁观者呢，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自认为自己是从一个理智、常规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一旦发现行为人的作法不合常规，就会从行为者自身去寻找原因，进行内部归因。例如，认为做人就应该说到做到，借东西就要如期偿还，朋友就该互相帮助等。

除了视物角度会引起归因偏差之外，事件结果也会影响到行为人的归因偏差。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良好的行为或成功归因于自身，而将不良的行为或失败归因于外部情境或他人。

例如以下情景：

对于同一个学生，如果其考试成绩是“优秀”，那么教师就会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是自己的教学方法发挥了作用；如果考试成绩是“不及格”，那么教师就会认为是学生不努力的结果。

还是这个学生，如果考试成绩是“优秀”，那么他本人会认为这是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如果成绩是“不及格”，则会归因于外部因素，如题会做但没发挥好、题目太难、时间太紧、老师打分太严格等。

投资者对投资结果也同样存在着归因偏差。在投资实践上，归因偏差主要表现为基本归因偏差、行动者与观察者偏差、自我归因偏差三种情形。

（1）基本归因偏差，即投资者在对投资结果进行归因时会夸大自己的作用，低估环境作用。例如，在股票交易中，投资者往往会将正面投资结果看作是自己“英明决策”的结果，而低估甚至忽略其他投资者、政策等因素对股市行情造成的影响。

（2）参与者与旁观者偏差。由于参与者关注的是环境，旁观者注意的是投资者行为和市场行为，因而参与者会认为自己对股票的选择与投资结果密切相关，旁观者则认为是投资行情（即市场行为）才是决定投资者获得收益或遭受损失的关键原因。这就是诸多投资者“追涨杀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总是在股票处于牛市甚至牛市顶峰的时候才会考虑进入，最终不但不能搭上牛市顺风车赚到钱，反而会因入市不久即到来的熊市而遭受损失。

（3）自我归因偏差，是指投资者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才能，将失败归因于坏运气。例如，投资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私人信息（如自己通过各种手段访问公司管理层、鉴别谣言、分析公司财务状况等）做出判断和选择，如果结果与公司的公开信息一致，投资者倾向于将此一致性归因于自己的判断能力，进而刺激自信心，增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如果不一致，就会倾向于将这种不一致归因于多种不同的外部的、不可控制的因素。

不管是哪一种归因情形，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到投资者的思维，让投资者作出非理性投资决策。

那么，归因偏差是如何产生的？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对事件的归因，会考虑原因源、可控性、稳定性三个方面。

这个三个方面的因素对归因行为的作用如下：

（1）原因源，即导致股票亏损的原因，包括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如股票选择错误、新政策出台、整个股市行情等。每一个原因，都会相应的引起一种情绪状态。例如，“股票选择错误”的原因会让人后悔、懊恼；“新政策出台”的原因会招致抱怨；等等。一般而言，人们宁愿抱怨别人，也不愿意抱怨自己。

（2）可控性，即造成事件结果的原因是否是投资者可控的。这一原因会涉及到投资者个人的自尊问题。以投资亏损为例，如果投资者将失败归因于不可控因素，那么投资者的自尊就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投资者承认股票投资失败是因为自己没有选出正确的股票组合，其自尊就可能会受挫。因此，投资者为了避免伤害自尊，在进行投资时要么从众，完全听从他人的意见；要么自我设障，随便选择股票。这样，他就可以在投资失败时有避免承担责任的理由。

（3）稳定性，即投资者要么将投资结果归因于能力、智力、人格特质等稳定因素，要么归因于运气、情绪等不稳定因素。归因于稳定因素能够对投资者的自信程度和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如果投资者将成功归因于稳定因素，其自信和自我效能感就会增加；如果归因于不稳定因素，其自信和自我效能感就会降低。失败归因则截然相反。

这些因素可以让人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归因，也可以让人作出主观的、偏见的归因。在实际归因时，由于投资市场中诸多变量的随机性、复杂性，因而影响投资结果的因素就不会只有一种。这样，投资者就很难作出明确的归因。而在寻找一个主要的原因，出于自我保护、自我防御的心理，人们就会倾向于将功劳“赏”给自己，将错误丢给别人。

表面看来，这种归因方法似乎对投资者并没有什么损害，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简单。

根据自我归因偏差理论，投资成功者常常将成功归因于个人的能力和英明决策，就会忽略了运气、政策、行情等因素的影响，进而高估自己的能力；投资失败者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外部的、不可控的因素，虽然可以避免负面情绪的产生和自尊心受挫，但是不利于投资者认清自己的能力。

因此，不管是对成功投资还是失败投资的归因偏差，都会导致投资者不能正确了解自己的能力，也不能正确看清市场形势，为之后的投资实践埋下隐患。

我是神

7、过度自信倾向—盲目乐观是灾难的开始

20世纪90年代末，心理学家盖洛普（Gallup）对来自美国各地的近1000名投资者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如何看待股票市场的，以及他们手里的投资在未来一年内是否会获利。

这些投资者们非常肯定地作了以下回答：

1998年6月时，投资者认为在未来一年内，美国股市大盘将上涨13.4%，而他们自己的组合将获利15.2%；在牛市于2000年2月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些投资者认为大盘在未来的一年内将继续获利15.2%，而他们自己挑选的股票还会飞涨16.7%；在2001年9月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这些投资者认为自己的股票在未来一年内能实现7.9%的收益率。

换句话说，不管股市已经涨到什么时候，投资者都认为，自己的组合能实现高于大盘1.5%的收益率；不管股市跌得如何疯狂，投资者也相信自己会是其中的幸运儿。

由此，盖洛普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会高估自己的投资能力和运气，对未来事件有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过度自信的倾向。

其实，股市并不是唯一能激发人们过度自信倾向的场所。脱离现实的乐观主义无处不在：

在美国，一项针对750名投资者的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74%的投资者认为他们的共同基金“每年都将超过标准普尔指数（S＆P 500 Index）”，但是从长期来看，大多数基金都无法超越标准普尔指数。很多基金甚至从来就没有一次打败过标准普尔指数。

一项针对企业管理者的调查显示，只有37%的人认为合并会给收购方创造价值，只有21%的人相信合并会实现收购方制定的战略目标。但是，在说起他们自己的并购战略时，有58%的企业管理者认为并购创造了价值，其中有51%的人则肯定地表示，他们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这些大学生普遍认为，自己在进入工作岗位后能拿到高薪水的概率比同龄人高21%；比同龄人生活得更快乐的可能性超过50%；自己所拥有或者自己正租住的房价在5年内翻番的概率达13%；未来自家孩子比别人家孩子更可爱的概率则超过6%。此外，他们还认为与同龄人相比，自己酗酒的概率要低58%，离婚的概率低49%，患心脏病的概率低38%，甚至自己购买的汽车在未来变成一堆“废铁”的可能性也比别人低10%。

一项针对全美国人的调查显示，有64%的美国人相信，自己死后上天堂的可能性都比其他人更大；而只有0.5%的人认为自己死后会下地狱。

这些调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心中，一直都隐藏着一个骗子。他始终在诱惑着我们，让我们不断相信自己是最棒的，运气是最好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这个“骗子”也依然存在。

《货币》杂志在1999年对500多名投资者展开了一个调查。

首先，调查人员就手中的股票或基金在过去一年的收益率是否超过大盘（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为准）询问了投资者的看法。其中，131名投资者（占全体被调查者的28%）表示，他们的投资收益率超过道琼斯指数升幅。    之后，调查人员要求所有这些投资者对自己的投资收益率进行估计。大约10%的投资者认为，自己的收益率在12%左右，约30%的被调查者说在13～20%之间，31%的人认为在21～28%之间，25%的人居然认为，自己的收益率至少不低于29%；剩下的4%的投资者虽然承认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投资收益率到底能到达什么水平，但却都完全相信：自己所投资的股票肯定能跑赢市场大盘！

事实到底如何？在这一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46.1%。换句话说，在这些自称能跑赢大盘的投资者当中，至少有3/4的人都被内心的“骗子”所迷惑了。

因此，当大多数人在认为自己的投资能胜过大盘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正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丹·摩尔（Don Moore）所说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他们认为能凭借那些与众不同之处跑赢大盘。这种信念非常强烈，即使是在相反的铁证面前，他们也会执迷不悟地固守这一幻想”。

对于这样的心理，哈佛商学院的心理学家马克斯·贝泽曼（Max Bazerman）认为：“这体现了人们对投资心理常识的高度贫乏。每个人都有资格打败市场，人们需要做的是知道这个概率有多大，而不是让心中的骗子愚弄。”的确，很多投资者宁愿听从内心里“骗子”的阿谀奉承，也不愿意直面自己的财务状况。

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骗子”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并非完全是坏事。他对我们撒的一点小谎，可以让我们多一份必要的自尊，让我们来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可是，如果“撒谎”过度，我们就会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一旦在现实中看到真相，就会从云端跌至谷底，再也没有信心站起来。

在投资中也是如此。有节制的自信会鼓励人们承担适度的风险，不至于因为胆怯而死守现金不撒手。但是，如果自信过度，就会让人们误以为自己拥有无限的投资潜能若发挥出来，自己就可以与沃伦·巴菲特或者彼得·林奇相提并论。这种态度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会增加投资风险。

众所周知，投资者的投资观点来自于他们对自己所获得信息准确性的信任程度和他们分析信息的能力。在过度自信的情况下，投资者会高估他们所获得的信息的准确性，对自己分析信息的能力也会存在偏见，会更加强烈地相信自己对一只股票价值的判断。如此一来，他们在追逐高收益时，就会忽略其背后的高风险。试想，如果一个投资者深信自己所挑选的股票将会获得极高的回报率，他即使意识到风险，也会一再告诉自己“能够应付”。

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度自信倾向是一个巨大的投资陷阱。要避开这一投资陷阱，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过度自信的来源。

人们之所以会在投资过程中出现过度自信的倾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控制幻觉。所谓控制幻觉，是指人们总是会相信他们对某件无法控制的事情有影响力。造成这一幻觉的主要因素包括选择性、过去实践的结果、信息量、投资项目熟悉程度以及参与程度。

（1）选择性。心理学家早已通过研究表明，主动的选择会使人们认为自己对事物具有控制力。比如，人们自己填写彩票的号码多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号码会比随机获得的号码有更高的获奖概率；投资者自己作出买入卖出的选择，即意味着他们会日益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2）过去实践的正面结果。过去实践的正面结果，也会影响人们的控制幻觉。投资者之前的成功投资经验越丰富，他们就越相信自己的投资技能。

（3）信息量。如果投资者可以获得关于某只股票的大量信息，他就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掌握的信息足以让自己准确预测到这只股票未来的走势。

（4）投资项目熟悉程度。人们对一项投资越熟悉，他们就越能感受到自己对投资过程和投资结果的控制力。比如，从事于房产中介服务的业余投资者，会相信自己对房产投资的判断力，会倾向于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资金投资在房产上而不是证券上。

（5）投资活动参与程度。当一个人参与投资活动的程度越深，他的控制力感觉也就更明显。因为参与的越多，他就会误认为自己对这项投资活动越熟悉。

以上这些原因让投资者相信自己能够控制投资过程和投资结果。即使他发现了某些不利的市场行为信息，但由于他相信坏结局是不可能发生的，他的头脑也会自动地促使他避开、阻拦或者合理化这些不利信息。所以，如果要避免掉入这一陷阱，投资者就应该先承认“什么结果都可能发生”。这样，他的头脑就不会再避开任何事情，会凝聚一种力量扩大他对市场的认知，让他看到原本看不到的信息。

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

8、事后聪明式偏差—事后诸葛亮，不如臭皮匠

民间有一句俗语，“事前不开腔，事后诸葛亮”，专门用来讽刺那些事前无意见，事后才高谈阔论的自作聪明的人。殊不知，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事后诸葛亮”倾向，而且，这种态度倾向还很不容易被消除。

“事后诸葛亮”，在心理学上则被称为“事后聪明式偏差”。它是指这样一种倾向，忽略已知结果的影响，而将已经发生的事情视为相对不可避免和显而易见的事情。最早对这一效应进行研究的是心理学家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和鲁思·贝思（Ruth Beyth）。

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和前苏联的访问。在访问前夕，菲施霍夫和贝思采访了几组以色列学生，要求他们对尼克松访问中国和前苏联的15种不同结果的概率做出估计，例如，尼克松总统是否至少会与**主席会晤一次，美国是否会在北京建立大使馆，美国是否会与前苏联建立太空联合发展计划，等等。

之后，在尼克松访问开始后的2～26周内，研究人员再次采访了这些学生，并让他们重新回忆他们以前所做过的预测，并告诉他们：“这份问卷与之前你所做过的问卷一模一样，希望你能根据上次的预测结果来进行回答；如果记不住上次的预测结果，那么就假设现在正处于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你将要对各种可能的结果做出概率估计。”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在他们再次提交了问卷之后，询问了他们对访问结果的了解程度。

结果发现，就他们所知道的已经实现的结果而言，75%的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比他们之前的预测概率要高；而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实现的结果，大部分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也远远低于之前的预测。也就是说，他们的预测在正确答案出现之后变得更加准确了。

据此，菲施霍夫和贝思认为，在已知事情的结果之后，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将存在明显的事后聪明式偏差。

事实的确如此，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总是相信，早在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就对结果一清二楚了。然而，研究表明，对于不确定的事件，我们并不善于在看到结果之前预见到事情的发生方式。

1987年10月19日，美国刚刚出现过一次恐怖的“黑色星期一”之后，心理学家希勒（Shiller）就针对一些投资个人和投资机构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

在这个调查中，他问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当天就知道大盘会在什么时候反弹吗？”在没有参与交易的投资者中，有29.2%的个人和28%机构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参加交易的个人和机构中也有近一半人表示自己知道何时反弹。

他们的回答可不可信，看看“星期一”当天出现的极度恐慌的事实就知道了。在那个时候，大盘能在其后迅速反弹，大多数人都觉得那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些投资者却在事情发生后明确表示，自己是知道大盘会在什么时候反弹的。

于是，希勒向这些投资者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你是如何知道大盘会在那个时候发生反弹的？”大多数投资者，不管是个人还是被试，给出的答案无外乎“直觉”、“内心想法”、“历史证据和常识”、“股市心理学”等，他们都没有提到具体的事实或明确的理论，连美联储的可能干预都没有想到。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事后聪明式偏差虽然让人们认为未来很容易预测，但无法让人们准确地说出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信息来得到这一结果的。这就意味着，人们在事后对事情的认知并不能证明他们的预测能力。这对投资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种事后聪明会让他们忽略对自己行为的反省，不再关注对市场趋势的科学预测，进一步增加投资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罗伯特·西特罗恩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郡的财政局长。因为位于这一职位，他手中握有全郡70多亿美元的公共资金。为获得巨额的财政增益，他毅然将这笔公共资金投资在了一项主要由利率基础证券组成的杠杆资产组合上。

这个投资项目盈利的前提是预计短期利率相对于中期利率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如果联邦政府采取提升利率的战略，橘子郡的这种投资组合的价值就会下跌。

不过，西特罗恩认为，利率上涨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在1993年9月公布的年报中写道：“只要利率在这一个十年内不下降，我们就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当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利率会在未来的至少3年内出现增长。”

事实好像也是如此。西特罗恩通过使用高杠杆，已经成功地让这70多亿美元的资金，撬起了200亿的资产。

但是，未来是不会按照人们的期望来表现的。1994年2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了市场利率。这就意味着，西特罗恩的投资已经不大可能再赚钱了。但是西特罗恩却说：“近期的利率上涨并没有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已经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期待着利率的上涨。”

后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又连续多次提高了市场利率。到1994年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利率的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2%。这个数字意味着，橘子郡的投资遭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于是，在1994年末，投资于橘子郡的政府投资者和华尔街银行家对西特罗恩提出了巨量的支付要求。他无力偿还，被投资者们告上了法庭。最后在法庭的协调下，双方达成了破产和解协议，西特罗恩本人也被判一年监外执行的有期徒刑和10万美元罚款。

可见，事后聪明式偏差会使人们掉入到“自以为是”的陷阱中，从而让人们无法客观准确地去认识投资决策的方式和理由，甚至误导下一步判断和决策。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的方法。

对此，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和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做过一系列研究。

在其中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阅读四篇有关生物学、心理学、气象学的实验的简要介绍。然后，他们对第一组的受试者说，这些研究还没有开始，“简要介绍”只是预测；而对第二组的受试者说，这些研究已经完成，“简要介绍”就是最终的研究结果。

之后，研究人员告诉这些受试者，现在有科学家即将就即将对“简要介绍”的内容进行一次“验证实验”，实验可能出现两种结果，并这些受试者估计这次实验能够得到“简要介绍”中的结果的概率。

结果发现，与第一组学生相比，第二组学生对于“‘验证实验’所得到的结果是否能够重复‘简要介绍’的结果”的问题给出了更加肯定的预测。

这一结论符合“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理论。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9、侥幸心理—你不可能总是幸运

孙子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告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而应该随时做好灾难出现的准备。股市也应如此。

虽然2011年以来白银价格跌宕起伏，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投资者投身贵金属交易的热情。因为大多数投资者都相信自己比别人幸运，比别人聪明，倒霉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例如一个30岁的年轻投资者。

这个年轻的投资者从2001年就开始接触黄金业务。多年来，他一直游走于各大金矿，既做黄金现货买卖，也兼营白银。

多年的阅历，让他对银价非常敏感。对于银价，他的看法是，银价几年以来都没涨，全球经济复苏，需求增大，所以应该涨。但是，当上海黄金交易所的白银T+D（即白银的延期交易）价格涨到每千克8000元时，年轻人觉得银价应该涨到头了。

于是，在2011年3月底，年轻人进入白银T+D交易，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会员代理，陆续买入约300手空头合约。

这笔投资在他看来是安全的：“白银延期交易属于现货，我算是有经验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连续做空的时候，银价不但没跌，反而一直在涨：白银T+D交易品种的价格从4月6日收盘时的每千克8317元，一路上涨到4月28日的每千克10498元。

由于亏损太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坚持不住了，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因此，在4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年轻人下了多单。

4月29日，白银T+D继续上涨64元，至收盘时的每千克已经达到10562元。这比年轻人预期的高点多出2000多元。不过，年轻人这时购买却有自己的理由：经过自己的统计，从2002年到2010年间，“五一”假期后的银价基本都是上涨。正因为如此，在4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年轻人没有选择平仓，而是改为持有300手多头合约。他在期待另一次银价高峰。

事实如何呢？    4月30日是双休日，5月1日、2日国内休市。虽然如此，但在5月1日，国际市场一开市银价就开始下跌，不过下跌幅度不大；5月2日，国际市场继续跌，是大跌。这时，年轻人预料到国内市场的银价可能会跌，想出货，但由于国内没有开市，只能等待。

5月3日，上海黄金交易所一开市，白银T+D交易品种的价格即以每千克9787元跳空低开，比4月29日的收盘价暴跌7.33%。

年轻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意识到市场会继续大跌。为减少亏损，他挂出所有持仓的多头合约，但无法成交。于是，在5月3日收盘、白银T+D交易品种的价格变为每千克9845元，年轻人当日亏损超过21万元。按照他的购买量，他若还想继续“游戏”，就得追加保证金18万余元。

5月4日，银价继续跌停。年轻人的300手合约仍然无法成交。

5月5日，悲剧继续。年轻人继续为手中的300手合约追加保证金近23万元。

5月6日，白银T+D交易品种价格的跌幅达8.36%，年轻人的多单终于在这一天卖出。

如此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年轻人的亏损已累计超过79万元。

币市中的每一个投资者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而侥幸心理的表现也并不相同。不过，所有侥幸的投资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愿意面对现实。当残酷的现实出现时，他们的做法无非两种：不是逃避，就是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

比如，当币市刚刚进入熊市，投资者会心存侥幸：“我买的币肯定不会跌的”；当所持币种真正下跌的时候，即幻想：“我买的币肯定会反弹的”；当短暂的反弹出现时，他们却幻想：“它肯定能一直涨上去的”；而当又一轮下跌开始时，他们就会像鸵鸟一样躲起来，不再看盘，错过种种逃生的机会。

此外，还有一种投资者，他们在亏损以后，不是想着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想着如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亏损补回来，于是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一朝发财，一夜之间就把全部亏损捞回来。

很多玩赌博机的人都知道，去玩赌博机，在最开始的5分钟，大多数情况下，玩家基本上都是赢的，转眼间赢几十块钱，是很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即使是输，也很容易捞回来。

然而，5分钟之后，如果玩家没有离开，还在继续，那么1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后你就会发现，你输的次数远比赢得次数多。而且，你玩的时间越长，输得概率越大。

即便如此，人们也会一直玩下去，直到输光为止。这是怎么回事呢？虽然后来赢钱的概率低，但是还有赢的时候，而且每次赢，都是差一点就能捞回本钱。如果能够再赢一次，玩家不但能捞回本钱，还能赚到一笔钱。于是，他们就把希望放在了下一次。不过，下一次的事实是，输。

常见的情景是：一个玩家带着100元开始玩赌博机。起初的5分钟，他赢得200元。于是决定再玩5分钟，打算再赢200元就走。没想到却输了100元。他不服气，下决心要把刚刚失去的100元赢回来，于是再玩5分钟，结果不但没赚到钱，还输了150元——不但输了赚得的100元，还输了50元的本钱。这可是难以容忍的，于是决定赢回本钱就走。结果，他所有带来的钱都输光了。

以上赌徒的心理，恰恰就是侥幸型投资者的投资心理。

不管从事的是什么方面的投资，聪明的投资者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身家全部押出去。而侥幸型投资者却总是梦想着一夜暴富。结果，这些投资者不但在解套时最容易出货，也最容易在触底后的第一波上升行情中夺路而逃。因为他们的心理防线已垮，失去了正常分析的能力。对他们而言，拿出一万元却收不回一万元是无法容忍的事，所以一旦熬过漫漫长夜而获解套，也就最容易出货。

侥幸心理还会极大的影响投资者的分析判断能力，投资者进入币市后，一般或多或少都会学习一些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大多是无用的。因为只有在空仓的时候，投资者才是完全客观和清醒的，一旦买入了币种，发财的欲望会使自己很难客观的看待自己买入的币种，那时候，手中的币不仅仅是筹码那么简单了，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投资者的希望，而希望一旦破灭，侥幸心理就会随之而来。

所以，要战胜侥幸心理，我们必须在买入筹码之前就做好全盘的操作计划，计划中必须包括止损价和止盈价，以及可以加仓和减仓的价位。并且在发觉自己的判断错误时，能果断止损。这样才不会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中束手无策，也不会在漫漫熊途中越套越深。当然，如果你算准了某只币种有投资价值，买进去等上几个月的时间有何妨？只要能够赚钱，就算明智的投资。

恐慌比死神更可怕

10、过度敏感效应—恐慌比死神更可怕

投机市场里有一句话，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卖出”之所以难，就在于它关乎投资者的预期。预期未来会涨，投资者就会舍不得抛出；预期未来下跌，投资者则会尽快抛出。

过度敏感效应是指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高估与夸大刚刚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作用，低估影响整体系统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恐慌中作出过度的行为反应。

与错误的判断相比，恐慌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1949年夏天，美国蒙大拿州的干燥酷热。8月5日下午，该州一处偏僻的松树林因遭雷击而起火。很快，一个由15人组成的消防队被派遣到当地执行灭火任务，该消防队的队长名叫瓦格·道奇，队员多是一些年龄不足20岁的暑期实习生。之所以派出的是这样一些经验不足的消防员，是因为他们起初得到的消息是“火势不大”。

的确如此，火势最初只发生在曼恩峡谷的几亩树林间。然而，当消防员到达时，却发现这里的火势已经失控，甚至在瞬间，强风袭来，风向调转，大火迅速向消防员所在的地区蔓延。眨眼间，消防员的后方就出现了一堵高15米、长90米的火墙；仅仅几秒钟，火墙就穿过草丛，以每分钟210米的速度向消防员扑来。

道奇看到情况不妙，赶紧向队员们高喊撤退。所有的人都丢弃了装备，沿着峡谷峭壁往上爬，以图到达山顶。

跑了几分钟，道奇向身后瞟了一眼，发现火距他们已经不到50米远了——15秒之内跑到山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不再向上攀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并向队员们呼喊，让他们也停下来。

队员们都不理他，认为他疯了，并抓紧时间向山顶跑。

眼看大火越来越近，道奇出奇地冷静，甚至还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燃了面前的草，火快速沿长满草的斜坡延伸，所经之处都变成了一片灰烬。接着，道奇走入那片灰烬，清理出一片空地，然后用水壶里的水浸湿了手帕，捂住口鼻，卧倒在空地上，费力地吸着附在地表上的薄层氧气，闭上眼睛，等待着火焰从他身上越过。

经过恐怖的几分钟，道奇从灰烬中爬了起来——他活过来了。而其他的消防人员，除了一名在岩石山坡上发现了一处浅浅的裂缝并躲藏其中之外，都在这场火灾中丧生了。这一切都如道奇所预计的那样，几乎没人跑过大火。

明明跑不过大火，人们为什么还要尝试呢？

有一年消防经验的消防员沃尔特·拉姆齐后来讲到自己在看到道奇的做法时自己的想法：“我当时觉得那是个好主意，但是我想不出这个主意有什么好处。我当时一直在想的是‘谷肩’、‘我能否跑到谷肩’，因为到了谷肩，我就安全了。”当时的副队长威廉·赫尔曼（赫尔曼是唯一跑到谷肩的消防员，但全身三级烧伤，并在第二天去世）看了道奇的逃生方法后，在报告中说：“见鬼去吧。我要逃出去。”而当调查员问及道奇为什么没有一个消防员听从他的命令停止逃跑时，道奇无奈地摇摇头：“我无法理解，他们好像一点都没注意到，跑不过大火，即使跑到谷肩，也是死路一条，因为上面还有很多草。他们的脑子被像某个东西控制了，都往一个方向跑。”

大脑被什么东西控制了？恐慌。

恐慌的问题在于它能让人的思维变得狭窄，把意识集中到最必要的事情上，集中到最基本的本能上。这就意味着，当危险距离一个人越来越近时，他所能想到的只有远离危险——逃跑。

投资市场上的危险也是如此。当自己所认为的危险来临时，投资者也会产生“逃离”的本能。

如以下案例：

2005年3月22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温迪”（Wendys）汉堡连锁店，一名叫安娜·阿亚拉的妇女在就餐时，忽然感觉刚入口的一勺红辣椒口感不对，吐出口之后竟然发现了一截手指。

很快，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就广泛流传开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即使温迪公司在第一时间解雇了当日当班的快餐店员工，但温迪国际快餐公司还是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事发当天，温迪的股票交易量缩减了1%；到4月5日，温迪的股票市值已经缩水2.4%。而在这些天，不要说新顾客，就连曾经的老顾客也不再光临温迪餐厅。这让公司的收入减少了约1000万美元。

后来，温迪就这一事件展开了调查，并在调查中发现，所有圣何塞市温迪快餐店员工都没有出现断指情况，辣椒供应商也没有类似情况。那么，断指究竟来自哪里呢？温迪公司悬赏10万美元，寻找“断指”主人或相关线索。最终经过长期调查，断指被证实属于布赖恩·罗西特，他是安娜·阿亚拉的丈夫海梅·普拉森西亚的同事。事情的真相是，罗西特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无名指，普拉森西亚向罗西特购下这截断指，策划了这场“断指”敲诈事件。

真相大白后，温迪的业务恢复平稳，次年股价就翻了一番。但在真相大白之前，很多股民在最初恐慌中抛售了手中股票。

因一场“小危机”而导致股民恐慌、股价下跌的，还有eBay网。

eBay是在1995年9月4日创立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的电子商务公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

1999年6月，eBay的网站突然出现“崩溃”、“黑屏”等故障，长达22小时之久。在故障出现的22小时内，“豆豆娃”和“特种部队”的网上交易戛然而止。这不仅让eBay损失了400万美元的手续费，也让成千上万的买家和卖家惊慌失措。

由于当时的互联网技术还不成熟，很多投资者都不知道，eBay到底能在什么时候解决问题。因此，在随后的三个交易日，股民纷纷抛出eBay股票，eBay股票的价格在慌乱中下跌26%，市值损失超过40亿美元。

不过，eBay的网站并没有像投资者们所预想的那么不堪，它很快就恢复平稳。而且，其股价还在之后的五年里翻了三番。

可见，在投资市场上，人们容易因为敏感、恐慌而抛售出有价值股票。    虽然如此，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敏感”的作用。敏感能使人们及时发现异常现象并加快对此的反应速度。不过，如果反应的幅度过度，就会作出的决策。而在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中，敏感的人们往往容易反应过度，他们经常在市场暴涨时信心陡然膨胀，在股市大跌时惊恐不已。

因此，投资者应该认清市场的本质，明白涨跌波动本属正常，只要认清大势、经济向前发展的趋势不变以及手上所持股票的投资价值，那就不必过于敏感，甚至还可以对市场涨跌的各种传闻迟钝一些。这样就能让自己在从容淡定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

大脑爱做白日梦

11、乐观策略—大脑爱做白日梦

如果一种彩票的一等奖奖金是500万美元，得奖的实际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那么将有很多人不惜掏出2元钱购买。如果这种彩票突然经历了“变革”，一等奖奖金变为5000万美元，得奖的实际概率降至一亿分之一，那么购买彩票的人会直线减少吗？

面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两元钱而已”。这就是人们在进行财务决策时的乐观策略。

明明中奖的机会明显下降了，人们为什么还会像以前一样乐此不彼地买彩票呢？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乔治·洛温斯坦认为，这是因为1亿美元的“心理影像”会迷惑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无法盘算出得到这笔奖金的概率实际上就如一个偶像明星当选下届教皇的机会一样渺茫。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在投资这个问题上，只喜欢问“多少”而不喜欢问“有多大可能”。

其实，不仅是花两元钱购买彩票，用更多的钱进行风险投资的人也会产生这样的心理。

例如以下案例：

在电子商务界，集实体店与网络业务于一体的网上杂货零售商“Webvan”（网络小货车）曾是最美丽的童话。它曾用一个好的创意获得了近12亿美元的投资，最终却因为风险决策在2001年7月的关门大吉。

1999年，由于网上商店不需要投入昂贵的实体资产和其他花费，因而很多投资者都看好Webvan的发展，纷纷为其注入资金。很快，Webvan就从传统企业转变为当时最耀眼的电子商务公司。

这样的成功迷惑了大多数人的眼睛。时任Webvan公司董事长路易斯·鲍德斯（Louis Borders）认为：“在互联网经济中，首先是规模，其次才是市场。”于是，他开始建立完善的配送体系，并认为这个体系一旦建立起来，消费者就会接踵而至，公司就能够以较低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商品和良好的服务。这样，Webvan通过积极的扩张就能超越它现有的竞争对手。

这个想法也许是对的，但它的执行却需要庞大且持久的资金投入。对此，Webvan的管理层从来没有担忧过：“别担心钱，不管需要多少，Webvan都能弄来。”

所以，战略方向一确定，Webvan就迫不及待地斥资10亿美元在多个城市建立先进的仓库、购买全新的货车和大量昂贵的高端服务器。

当时，几乎每个仓库都是按照日处理订单8000份以上的标准设计的，而每个仓库的实际处理量最多只有2200～2400张订单。这显然是个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Webvan的付出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回报。

不过，Webvan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始终沉湎于自我设计的构想中，最终在不断地扩张中走上了“不归路”。

对暴富及成功的期望，往往会削弱大多数投资者对实现收益可能性的评价能力。这就意味着，一旦面对收益可观的投资机会，我们的大脑就会变得愚钝，作出不可思议的行为。

对此，洛温斯坦解释道：“金钱是最基本的刺激形式，因而也是反射系统处理最快的收益形式。只要提到发财，一大堆钞票的景象就会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做起挥金如土的白日梦，同时抑制大脑意识概率和风险的本能。”

对金钱的预期为什么能够抑制大脑意识风险的本能呢？

设想一下，如果把奖金的金额乘以或除以10、100或是1000，我们在期望自己获得这笔奖金时所体会到的兴奋感，就会大相径庭。但是，在不改变奖金的情况下，如果把获得奖金的概率乘以或除以10、100或1000，我们的内心情绪几乎不会出现任何变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是由于预期收益是由大脑的反射系统来进行处理的，而概率则归于思维系统。这就导致即使获得大笔金钱的可能性几乎为0，但是赢得大笔金钱的心理影像刺激下，期望和兴奋依然会让投资者去追逐这笔钱。

总而言之，在预期收益当道的时候，概率就只能退避三舍。只要投资者发现了投资项目的潜在的、巨大的收益，他们就会对未来持乐观的看法，认为未来会出现最好的自然状态，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能获取最大收益的方案。

例如以下案例：

一个生产企业偶然间获得了一种新技术，计划生产一种以此为特点的新产品。不过，由于缺乏试销，产品策划小组对新产品的前景无法肯定，只是凭经验分析，新产品投放市场后，销售量会出现“畅销”、“一般”、“滞销”三种状况。于是，他们依据这三种情况，提出了四个生产方案：新建生产新产品的生产线、扩建原生产线以生产新产品、改建原生产线以生产新产品、对原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新产品的生产。

就总经理看来，新产品所采用的新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是有竞争优势的，坚信新产品在投入市场后畅销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决定选择投资最大、收益最高的方案——新建生产线生产新产品。

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市场不景气，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致使新产品出现滞销，那么这个策略就会给公司带来最大的损失。所以，这是一个冒着大风险的选择。

不过，风险与机会同在。我们在进行乐观投资时若能理性地规避掉风险，那么被掩盖在风险之下的机会就会像淘金槽中留下来的金粒一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等着我们伸手去拿。

贪婪和恐惧是高买低卖的根源

12、投资者情绪—一个可能解释“亏本买卖”的概念

投资者情绪也是决定投资风险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具有自己的主观世界。当外界事物作用于个体时，个体对待事物就会有一定的态度。通常情况下，个体会根据事物是否符合自身的主观需要而对其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当个体采取肯定的态度时，就会产生满意、愉快、尊敬、爱等正面体验；而当个体采取否定的态度时，就会产生不满、痛苦、愤怒、忧愁、恐惧、羞耻、后悔、憎恨等负面体验。而无论对客观事物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所产生的都是个体的情绪体验。而这些情绪体验都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这一点在投资市场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投资市场上，一旦大多数投资者出现悲观情绪，空方就会占优，股指下挫，股票市场就进入熊市；反之，投资者的情绪如果是乐观的、积极的，那么多方就会占优，股票市场就进入牛市。

而对投资者个人来说，情绪还会影响到他们的投资决策：在积极的情绪下作出冒险的决策，在悲观的情绪下作出过于保守的决策。

有一个刚入市不久的股民发现有一只股票从10元跌到6元，便认为这只股票跌了将近一半，已经到达底部，就赶紧买入。谁知，一个月后这只股票又跌至4元多。股民虽然心疼自己的投资，但转念一想：这次应该是底部了，如果补仓，就可能挽回损失，或许还能大赚一笔。于是，又筹集资金补仓。然而，没想到还不到一个月，这只股票又跌去一元多，现在的股价只剩下不到3元钱了。这一次，他心里就没底了，害怕这只股票继续跌下去，便忍痛割肉出局。

其实，相比于之前的6元、4元，3元更有补偿的价值。然而，投资者却在6元买入、4元补仓，在3元时卖出，明显是不理性的行为。而诱使他作出这种行为的，即使他的情绪。换句话说，在情绪的带动下，投资者是难以作出理性决策的。

那么，如果没有情绪，人们是不是就可以作出最为理性的投资决策？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一个手术说起。

1982年，一位名叫埃利奥特（Elliot）的病人，埃利奥特做了一次手术，医生在他的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切除了一小块肿瘤。

手术之前，埃利奥特在生活上是个模范丈夫和好父亲，在工作上担任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平时，他还积极参加地方教会的活动。然而，手术后，虽然埃利奥特的智商没有减弱，测试成绩仍然是97%，但是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心理障碍：他不能做决定了。

每天，他都在不停地纠缠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比如，在哪里停车？使用黑色的笔还是用蓝色的？观看哪个电视台的节目？如果他中午没有带便当上班，他还要为到哪里吃午饭考虑半天——他会仔细考虑每家餐馆的菜单、座位布局甚至是灯光效果，然后在下班前就离开办公室开车到每家餐馆看一看那里到底有多挤。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确定在哪家餐馆吃饭。

简单地说，他对所有的决策，都犹豫不决。原先花10分钟就能完成的日常任务，现在则要花数小时才能完成。

这就导致事情变得更加不堪：他因为无法在规定的时间作出决策而被解雇了；解雇之后他用自己的资金开办了一家公司，但是被人骗了，最终被迫申请破产。不仅如此，妻子也与他离婚，因为他已经不会关注她的喜怒哀乐；国税局开始调查他，因为他可能犯了法。没有了房子，没有了家，他不得不搬回父母那里。

为了恢复正常，埃利奥特在几个月后走进了神经医生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办公室。

在那里，达马西奥与埃利奥特谈起了他的不幸。在交谈中，达马西奥发现：埃利奥特一直非常克制的感情。他在描述他的悲惨情况时，自始自终就像一个冷静的、无关的旁观者。尽管他是主角，他也没有自己的感受，没有焦躁，没有悲伤，也没有沮丧。

难道埃利奥特已经丧失了情感体验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达马西奥在埃利奥特的手上安装了一台测量手掌汗腺活动水平的仪器（我们只要在任何时候体验到强烈的情绪，我们的皮肤就会被唤醒，手心开始出汗。这也是测谎仪所依据的原理）。

然后，达马西奥向埃利奥特一些能够激发正常人强烈情绪的图片：生活艰难的儿童、血肉模糊的脚、美丽的女人、着火的房子、手枪……    正常情况下，这些图片都会或多或少激起人们的情绪反应。但是，安装在埃利奥特手上的仪器一直没有变化，埃利奥特就像塑料模特一样无动于衷。

这一结果令达马西奥非常震惊。如果埃利奥特是个没有任何情绪的人，那么他应该就能对所有的事情作出更好的决策。可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无法作出任何决策。

为了找出“情绪”和“决策”之间的真相，达玛西奥在埃利奥特之后又研究一些其他有过类似脑损伤情况的神经患者。这些患者的智商也都非常高，在所有常规的认知能力测验成绩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却都没有情绪体验，且在需要决定时都表现出犹豫不决。

例如达马西奥与其中一个病人约定下次见面时间的情形：

达马西奥提出了两个见面日期供病人选择，时间都在下个月，两者仅仅相差几天。起初，病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他像所有的正常人一样拿出自己的记事本开始查日历。然而，在翻看过日历之后，他却表现出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行为：他花了足足半个小时列出这两个日期的好处和坏处，在这两个日期前后他还能做哪些事情，那两天的天气如何……他把所有能想到的与见面有关的事情都列举了出来，最后还做了一次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停地列出各种选项及可能后果，最后进行比较。可惜，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判断出哪个是最佳见面日期。

由此，达马西奥推断：没有情绪，人们就无法作出任何决策。为了让这一结论更具说服力，他还找到了影响情绪的大脑组织——位于眼睛正后方、额叶正下方的被称作“眶额叶皮质”的组织。他在研究中发现，这个组织非常脆弱，如果遭到恶性肿瘤或动脉出血的破坏，人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病人并不会表现出什么不妥；随后，他们就会在一些小事情上出差错，无法对日常生活中那些常见事情作出选择；之后，他们的人格也会发生了变化，变得冷漠孤僻、无欲无求，原先很有责任感的人会突然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却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这些研究揭示了一个事实：情绪对投资决策非常重要。没有它，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会犹豫不决，错过种种机会。可是有了它，我们的投资决定就可能会受到感情的影响，无法准确地分析客观事物，追涨杀跌，屡买屡套，损失惨重。可见，不管是有没有情绪，人们都无法作出绝对理性、绝对客观的决策。也许正因为如此，投资的风险才是无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