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大明第一“奇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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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誓师大会上,燕王朱棣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我,朱棣,太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的嫡子,自受封藩王以来,一直遵纪守法。

二、如今幼主(指朱允炆)嗣位,信任奸臣,挑动削藩,屠戮我家,公然违背太祖高皇帝的“祖训”。

三、正义与奸邪不共戴天,我将遵循“祖训”,奉行天命清君侧,以安社稷。

四、天地神明,日月永鉴。

就在亲信将士被朱棣的发言感染,一个个激情燃烧的时候,突然天气大变。刚刚还是万里晴空,一下子就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据说雷电还震落了燕王府宫殿上的一些瓦片。

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连刚才自信爆棚的朱棣,整个人也有点蔫了:如此不祥之兆,是上天在警示我等的“靖难”计划吗?

众人开始耳语,夹杂着沉重的唉声叹气。

此时,一个年老的僧人站出来,示意大家安静,别嚷嚷了。根据正史记载,老僧接着说:

“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

三言两语,信息量巨大——风雨是吉利之兆,说明现场要出真龙天子了。真龙出现,故而风雨相从。殿瓦坠落,则预示着要换黄瓦了。

按明朝的制度,藩王的宫殿用绿瓦,只有皇宫才能用黄瓦。

经此一番解释,现场情绪又由低落转为亢奋。众将士对他们的领导者朱棣,重新报以膜拜的目光。

对于老僧的这出漂亮救场,朱棣在心中默默记了一笔。

道衍画像

01. 从“出家”到“杂家”

说起来,为朱棣解围的老僧,其实是燕王府的老熟人,法名道衍,后来被人称为“黑衣宰相”。道衍和尚是朱棣起兵与侄子朱允炆争夺皇位的幕后推手。如果没有道衍,朱棣有没有信心起兵靖难,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誓师与侄子公开撕的时候,道衍已经65岁了。但在三年多的靖难之役前后,道衍事实上充当了朱棣的大军师、总参谋长。

《明史》后来评价说,“帝(指朱棣)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尽管这名年老的和尚没有一天上过前线,但他却是公认的永乐朝第一功臣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道衍是一个不正经的和尚。

他本名姚天僖,出生在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年),苏州人。家族世代行医,过得比较清贫。
14岁那年,姚天僖自主就业。他没有选择子承父业继续行医,而是选择在家乡的妙智庵出家,成为一名小沙弥,由此获得法名“道衍”。在此四年前,安徽凤阳,一名17岁少年在灾荒逼迫下家破人亡,入了皇觉寺为僧。

世道不好,出家成为活命的一种方式。何况僧人在元朝有特殊的地位,不是官,但有时胜似官。在决定是否同意姚天僖出家的家庭会议上,姚天僖的伯父就曾极力支持:“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出家好处多,可攻可守没风险。

有史料说,姚天僖某天看到一个出街的大和尚,伞盖簇拥,威风凛凛,派头比本地官员还大,当下就跑到庙里剃度去了。这恐怕是根据他后来入世甚深、地位颇高的经历,反向编排出来“讥讽”他从小就有政治野心的段子,不足为信。

真实的情况应该如我前面所说,在当时,出家不失为贫寒子弟一条相对较好的出路。所以不想继承父业清贫下去的姚天僖出家了,走投无路的安徽凤阳少年出家了,其他成千上万没有名字留下来的年轻人也出家了。

出家后的道衍并不按常理出牌。他颇为聪慧,把自己练成了一个“杂家”。

他学过天台宗,又拜过禅宗临济宗高僧智及为师。甚至拜过道士席应真为师,学道法、相术和兵法,“尽得其学”。他还爱好诗文,与后来成为“明初三大家”之一的高启等人结为“北郭十友”,经常开诗会,相互酬唱。

渐渐地,道衍成为当时的一个奇僧,在圈内积攒起不错的名气和口碑。

1368年,当年入皇觉寺为僧的凤阳少年,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成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而道衍,终朱元璋在位31年间并未出圈,只是帝国江湖之中时常有他的一些传说。

道衍的出圈,是在靖难之役

02. 大明“刘秉忠”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道衍游嵩山时,遇到著名相师袁珙,袁珙看到道衍的面相后大吃一惊:

“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刘秉忠是早生道衍120年的奇僧,法名子聪,在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中参预军政要务,深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将蒙古国号定为“大元”,正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

现在史学界对刘秉忠的评价是相对正面的,称他为元朝的设计师,但在明初反元的氛围中,服务于蒙古人的刘秉忠自然被当作负面人物。

不过,道衍听到袁珙说自己是“刘秉忠之流”,心中大喜。后来,道衍到北平后,还曾两次拜谒刘秉忠之墓。果然是一路人。

游京口(今江苏镇江),道衍参观南朝的历史陈迹后赋诗一首:

谯橹年来战血乾,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与道衍同时代的高僧宗泐读到这首诗后,讥讽说:“这是一个僧人该说的话吗?”言外之意,你一个和尚,管人家萧梁事业干嘛?政治兴亡之事,是出家人该想的吗?

史书说,道衍笑而不答。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的患难之妻马皇后去世。根据要求,全国的高僧被推举出来,并将跟随朱元璋的儿子们到各自的藩国,为逝去的马皇后诵经荐福。

明朝人的笔记八卦了道衍与燕王朱棣的第一次见面,说道衍在所有藩王中间物色到了朱棣,主动去搭讪。朱棣见道衍相貌奇怪,并未予以理睬。道衍急了,直接把朱棣拉到一边耳语:“殿下若是带我前往北平,我将送一顶大白帽子给您戴。”

这是一句隐语,但朱棣秒懂。他已是燕王,“王”的头上戴“白”帽子,即为“皇”。在八卦记载中,朱棣听完,当场骂了道衍一句,事后却同意带道衍去了北平。

明成祖朱棣画像

当然,八卦很精彩,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揭穿,这依然是明朝人为了黑道衍心存政治野心而编造出来的。

想想看,一个僧人与一个藩王素昧平生,他们第一次见面,前者就说出怂恿后者谋逆做皇帝的话,这确定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军师干的,还是纯粹是一个二百五才会干的事?

再说了,他们初次见面的1382年,皇太子朱标还活得好好的呢,什么时候轮到才就藩两年、毛都没长齐的皇四子生出篡位为帝的念头呢?

真实的情况是,道衍前往北平,担任庆寿寺住持,为逝去的马皇后念经祈福,是经高僧宗泐举荐,并由朱元璋亲自安排的。压根儿不是道衍跟朱棣许诺了“白帽子”后,被朱棣选中的。

但道衍跟随吊丧后的朱棣车队返回北平,他们应该在此期间有了第一次见面,日后才慢慢熟络起来的。

在北平庆寿寺,道衍担任了大约20年的住持。这漫长的年月里,他如何一步步取得朱棣的信任,并成为其不在编的机要军师、著僧衣的参谋,正史并无记载。这么隐秘的事情,想必也不会轻易泄露出去。

史书留下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记载,称道衍“出入(燕王)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一个僧人频繁出入朱棣王府,并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环境下二人密语多次,究竟谈些什么,就很有想象空间了。这是明代中期以后,野史记载真伪掺杂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版本的记载中,道衍曾为朱棣占卜,掷出两枚铜钱后,说:“殿下要做皇帝乎?”朱棣很紧张,一口否认:“莫胡说。”但道衍依然坚信他所谓占卜的结果,继续说:“有之。”

另一个版本则说,朱棣曾出了一个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道衍随口对了下联:“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了头就是“主”,天下之主,鼓动朱棣起兵的意图十分明显。

明朝人的笔记还记载,道衍跟朱棣说:“老僧最善相面之术,多年以来云游天下,阅人多矣,从未见如大王一样非凡骨相,岂是久居人下之人?”

总之,关于道衍逐步鼓动并介入朱棣起兵靖难的过程,有太多类似的记载。虽不足为信,但整个过程与朱棣实力和野心的膨胀是同步的。

史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命朱棣统领北平兵马,征伐北元。此战过后,朱棣因为有勇有谋,在兄弟诸藩王中开始冒头,深得朱元璋倚重。从此燕王势力日益壮大。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朱棣慢慢觉得自己有机会成为继承人。特别是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后,继位的皇长孙朱允炆意欲通过削藩加强集权,这既让朱棣感到恐惧,也感到时机来临。

他频繁地接触社会上的能人,并通过道衍的关系,很快在自己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奇人异士,包括袁珙父子、金忠等擅长占卜、相面、谶语之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开创永乐朝的大功臣。

03. 朱棣的第一功臣

随着帝国情势的发展,道衍一步步成为朱棣的“刘秉忠”。

朱棣是一个性子偏急的人,认定的事就火急火燎要去干。朱元璋死后,朱棣带着人马南下赴京师(今南京)奔丧,到达淮安时,接到新皇帝朱允炆命人送来的“朱元璋遗诏”,要求他返回封地去。

据说朱棣很恼火,坚持要渡江,但道衍去信阻止了他。

道衍分析说,您现在以尽孝之名南下渡江,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这样做有违“遗诏”,反而变成不孝了。

言外之意,朱棣若此时起兵,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要懂得忍耐,等待时机。

当朱允炆大力推行削藩计划时,传说有人在京师听到一个道士在传唱歌谣:“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

这首带有谶语性质的歌谣,或许是在警告朱允炆不要动燕王,否则后果很严重;或许是在为燕王马上就要起兵的行动造势,并寻求起兵的合法性解释——是新皇帝不听老天警示,逼我的。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相信,这些歌谣极有可能是朱棣集团里面道衍等人安排传播的。

历史上,当谶语、童谣开始传播时,干大事者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建文元年(1399年),决心举兵之前,朱棣说出了他最后的顾虑:“民心向彼,奈何?”朱允炆代表正统,民心所向,我一个藩王对抗朝廷,没有胜算呀。

道衍回答他:“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种事情主要看天道,天道就是民心,老天已经多次暗示你要出头为主了,这个我最懂。

当朱棣为了迷惑朱允炆派出的亲信而装病的时候,道衍协助朱棣干起了厉兵秣马的事情。

据说,道衍在燕王府中建起兵器作坊,打造武器,操练士兵。唯恐泄密,他特意命人在院中饲养了大量的家禽,借鸭鹅的聒噪掩盖一切异常的声响。

在七月的靖难誓师大会上,道衍巧妙地帮朱棣化解了天气剧变带来的尴尬,更得朱棣信赖。《明史》记载,靖难之役进行的三年多时间里,道衍因年事已高,未随朱棣征战,而是留在北平辅佐世子朱高炽镇守后方,但朱棣每有疑难,总是驰书相问,“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

建文二年(1400年),一路打胜仗的燕军在东昌(今山东聊城)遭遇重创,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张玉战死。幸亏援军赶到,朱棣才得以突出重围。东昌一战,朱棣损失惨重,士气一下子低落到极点。

但此战过后没多久,道衍就极力督促朱棣重新出师。

面对毫无信心的朱棣及其将士,道衍说了他的理由,我之前就讲过,“师行必克,但费两日”,现在不是应验了吗?东昌的“昌”写成文字就是两个“日”,这个挫折一过,此后当全胜也。

看吧,关键时候又是发挥他神神鬼鬼的能力,给大家打了鸡血。这种开放性的预测和解释,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文字游戏而已,但古人对所谓的“迷信”是很迷的,他们相信任何巧合背后的神秘力量。所以,道衍说完他的判断,朱棣及其将士们又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现在我们说道衍是一个“神奇”的军师,究竟有多少神秘的成分,其实也没有。他只是心中有一个判断,认定朱棣起兵这事儿能成,然后通过他的临场应变能力,一再将这件事合理化。最后,他赌赢了,之前一切合理化的说辞就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如此而已。

道衍真正的“神来之笔”,是为这场胶着了三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

到建文三年(1401)底,朱棣起兵已经近三年了,由于兵力有限,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仅仅保住了北平、永平、保定三府的地盘。

就在这时,从京师叛逃到燕王府的宦官报告说,朝廷大军都派出来打燕王了,京师反而是兵力最薄弱的地方。

听完,道衍灵光一闪,立即提出了战争史上一个想象力爆棚的奇谋:“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朱棣也是聪明人,秒懂,“从之”。他不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争夺攻守,而是领兵向南疾进,甩掉了朝廷部署在北方的重兵,“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

次年六月,燕兵占领京师,宫中火起,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终。几天后,朱棣登极,永乐朝缓缓拉开了帷幕。

换个思路,事半功倍,这是道衍作为历史上一流谋略家真正厉害的地方,也是正史推崇道衍为靖难之役第一功臣的原因。

深宫常有权斗

04. 姚广孝之死

胜利属于朱棣,也属于道衍。永乐二年(1404年),70岁高龄的道衍被朱棣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达到一生地位的巅峰。

朱棣还恢复了道衍的俗姓(姚),并赐名广孝。目的是要道衍(姚广孝)还俗为官,享受荣华富贵。

史书说,朱棣命姚广孝蓄发,姚广孝不肯。朱棣又赐予他豪宅和美女,也被他退回去了。姚广孝仅接受了太子少师的官职,“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

功成名就之后,姚广孝反而看淡了功名。

当年,他以辅佐忽必烈的刘秉忠自命,如今他却说自己只是一只老病之猫。

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他借长江风高浪急行船危险来比喻人世:

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

人心面对九嶷山,一笑杀人俄顷间。

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

此日披图心为惊,老年无事不江行。

人心险恶,一笑杀人,名利有啥意思……所有这些,应该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僧见惯和看透的,因此,“老年无事不江行”实际上就是他想退隐的一种表达。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要攻下南京之前,姚广孝曾特别嘱咐说,有个叫方孝孺的人一定不会投降,但请你不要杀他,“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朱棣一再被方孝孺激怒,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有分析说,姚广孝因为朱元璋嗜杀,故在洪武一朝对同为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并不感冒,也不认同朱元璋的政治遗产,但他辅佐的新皇帝朱棣,同样是嗜杀之人。在方孝孺及一大批受牵连者被杀之后,姚广孝的政治理想有些幻灭了。

另一种分析则指出,姚广孝在功成名就后,仍然坚定地不脱僧衣,向往归隐,是因为他作为功高盖世的元勋,处境已经十分微妙。功高之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

他曾立在古人的墓冢前,写诗留下他关于历史、功名、荣华、死生的思考:

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寓。

事业水上沤,功名草头露。

死生谅莫测,荣华何足顾。

不如保贞德,歌欢自朝暮。

把功名看空之后,年老的姚广孝与政治开始了若即若离的关系。作为太子少师,他会辅佐太子朱高炽,后来还担任皇长孙朱瞻基的侍讲、侍读。实际上,这样安排表明他是朱棣祖孙三代帝王师。

他又以钦差的身份前往故乡苏湖一带赈灾。在离别故乡20多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朱棣特别叮嘱他,不要吝惜国库,需要赈济多少钱就用多少钱。

他还主持《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尤其是《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类书和重要文化巨著。

他养了一只雄鸡,每天闻鸡而起,十分自律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十几年。

他晚年写过一段自述,概括自己的人生,已经充满了淡泊的气息:

“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

永乐十六年(1418年),84岁的姚广孝奉诏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后就病倒了。朱棣数次去探视他,他语不及私,却提出了释放僧人溥洽的请求。

溥洽是建文朝的高僧,有人说他为建文帝朱允炆剃度,并将其藏匿起来。朱棣当年攻下南京后,找不到朱允炆的踪影,遂将溥洽拘禁起来。这一关就是十几年。

听到姚广孝的请求后,朱棣下令释放了年迈的溥洽。朱棣问他,还有何交代?姚广孝答,出家人复何所恋!

朱棣又问。姚广孝“终无言”。

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端坐而逝。

朱棣亲自为姚广孝撰写了祭文,追忆姚广孝的功绩:

“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福祸之机,先机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虽古之明智莫过也……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

一代奇僧离开人世,却未盖棺定论。关于他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

到明朝中期以后,文人士大夫编排了很多段子来“丑化”姚广孝。明英宗天顺年间,姚广孝的义孙身穿姚广孝的“遗衣”去见苏州知府,以为可以在知府面前显摆祖上的功名,谁知知府一听姚广孝,大怒,骂了一通。明世宗嘉靖年间,嘉靖皇帝下令撤除姚广孝配享太庙的资格。

清朝时期,乾隆直接说,朱棣最听姚广孝的话,“称兵篡逆,皆用其谋”。当时编《四库全书》,姚广孝的作品和严嵩的作品是“同等待遇”——“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但他们皆为“大奸大恶”,故仅“附存其目”,不录全文。

归根到底,这是所谓“正统观”影响下对姚广孝的污名化——人们受传统儒家观念和皇权思想束缚,认定朱棣起兵夺位是不对的,但他既然夺位成功了,我们不能再骂他,只能找鼓动、辅佐他的人来骂——最合适的人选,非“第一功臣”姚广孝莫属。

因此,在陈旧的观念主导下,人们骂姚广孝是奸僧,是恶人,是野心家……没有人愿意关注他具体做了什么,他内心有多少焦灼,他建功立业是否为了自己。只有晚明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跳出了“正统性”的牢笼,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而今天的我们,读历史更应该像李贽一样,摆脱陈旧和愚昧的思维,才能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物。如果我们今天还像明清时期一样,以篡没篡位来衡量历史人物的道德,那我们依然是皇权的奴隶。

靖难之役的本质,跟历史上诸多皇室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样,都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朱元璋的儿子当皇帝,还是孙子当皇帝,对百姓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对于胜利者,我们要看的是,他有没有比他的前任做得更好。

对于失败者,我们可以崇尚他们的精神,但不应固守他们的观念;我们可以同情他们的遭遇,但不必认同他们的选择。

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洞穿历史上的权变,懂得把朱棣摆在什么位置,把朱允炆摆在什么位置,把方孝孺摆在什么位置……

最后,把一代奇僧姚广孝摆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