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罪犯”卡辛斯基和他对人类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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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个“天才罪犯”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名叫泰德·卡辛斯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少年。

他相貌英俊,智商超群。

还在五年级的时候,他的智商测试就高达167分。

要知道普通人的智商一般是110左右,140以上的人可以看做是天才。前不久刚刚逝世的斯蒂芬·霍金还要低他7分。

于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允许跳级,迷上了数学。旁人眼里晦涩难懂的计算公式,在他眼里却像是玩具般充满了吸引力。

因为在数学上的独特天赋,他在16岁时就考上了哈佛大学。

20岁,他从哈佛大学毕业,虽然诸多教授都很舍不得这个智力过人的学生,但是他还是选择去密歇根大学读博士。

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只花了几个月就攻克了自己的导师多年都没解答的数学难题。

他的博士论文,内容复杂到全美只有十几个人能够看懂。

迅速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业后,他又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为助教,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助教。

当时的美国数学界,都觉得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必将在数学史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谁都想不到的是,伯克利分校的经历成为了卡辛斯基一生的分水岭。

命运的狰狞在此刻初现端倪,被所有人视为不可多得的天才的卡辛斯基,在该校工作两年以后,突然辞职了。

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可供寻找的线索。

卡辛斯基消失了,准确地说,卡辛斯基在高校的名利场里选择销声匿迹,在不到三十时就隐居,而且是真正跑到深山野林藏起来的那种。

他独身来到蒙大拿州,选择了当地的一个荒山,在母亲的资助下在山上盖了一栋房子。这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

卡辛斯基需要自己砍柴取暖,晚上点蜡烛看书。

卡辛斯基的小屋

这一住,就是七年。

七年的时间,让卡辛斯基彻头彻尾地变了。

他在这七年里完成了价值观的重塑,转而成为一名危险的恐怖分子。

1978年5月25日这一天,美国西北大学的工程教授巴克利·克利斯(Buckley Crist)收到了邮政局退回的一个包裹。

收件人是伦斯勒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授史密斯,而地址明显是写错了。

巴克利教授收到以后,实在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寄出过这样一个包裹,心生怀疑的他叫来了学校的保安。而保安打开这份包裹以后,直接被炸成了重伤。

里面是一枚炸弹。

快递里是一个炸弹

美国警方当即出动,针对此案进行调查。但是他们发现炸弹制成的原料非常简单,简单到全国各地都可以随处买到。

调查了几个月,美国警方依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于是这起案件就只能不了了之。

警方找不到线索开始选择性遗忘,但是卡辛斯基却不这么想。

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寄出一个又一个炸弹。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特区的新闻博物馆展出的卡辛斯基炸弹之一

而且,他的猎物基本上都是大学的理科教授。

在这十八年里,美国的名校们基本快被他问候了个遍。因为卡辛斯基本人讨厌飞机,他还给某些航空公司高层寄去了炸弹。

和第一个寄出去的炸弹一样,这些炸弹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范德堡大学学校工作人员因为炸弹被烧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也被炸伤……

十八年里,卡辛斯基一共寄出了十六枚炸弹,炸死了三人,炸伤了二十三人。

卡辛斯基此举当然大大激怒了美国当局,他的行为无疑是对美国司法的藐视。FBI倾巢而出,誓要将凶手抓捕归案。

他们将案件视为第一重案,为此专门成立了行动小组,并且把他叫做“大学航空炸弹怪客。”

十八年的追捕时间里,FBI一无所获。

卡辛斯基留下了种种假线索来躲避FBI的追查,而FBI每一次都上钩了。他们被卡辛斯基玩得团团转。

焦头烂额的FBI终于在1995年等来了一个契机。

1995年4月24日,美国多家媒体同时收到了这样一封信件,寄件人署名是“大学炸弹客。”

信里的内容是:如果《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完整地刊登他写的一篇论文,他就愿意放弃继续寄送炸弹。

长达十八年的恐怖行为也将迎来一个终点。但是如果有人更改了他的论文内容,他将进行惨烈的报复,比如炸一架飞机。

面对如此赤裸裸的威胁发言,美国司法局选择了投降。

他们同意让两家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社刊发这篇论文。

被愚弄了多年的FBI终于“聪明”了一次——他们在报纸里原封不动地影印卡辛斯基的笔迹,让公众分辨字迹的主人。

卡辛斯基的笔迹

卡辛斯基的笔迹

卡辛斯基的弟弟,大卫看完了论文以后,觉得这很符合自己哥哥的论文思路。

于是他又翻出以前卡辛斯基信件,进行字迹对比,最终确认,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大卫再三考虑之后,最终决定大义灭亲,他给联邦调查局写了信,将相关资料递交了上去。

大卫写给联邦调查局的信 / Twitter

卡辛斯基落网了。他从自己在蒙大拿州的小房子里被找了出来。

被捕之后,卡辛斯基轻蔑地说:联邦调查局就是个笑话。

卡辛斯基的落网当然是头条新闻,美国舆论一片哗然,所有民众都好奇,曾经的天才为什么会堕落成炸弹狂人。

究其源头,还要从卡辛斯基发表在报纸上的论文提起。

卡辛斯基发表的论文,字数多达三万五千字。

论文的开头是“人类太轻易地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对机器强烈依赖的境地,以至于到了最后,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完全听从机器的决定。”

在这篇名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论文中,卡辛斯基断言,工业化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机器控制,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控制。

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人类亲手制造出自己的克星;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工业化社会的机器终端,只掌握在少数精英的手中。

他认为,精英控制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种,由于机器的高度智能化,人类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人类就变成这个系统的负担。

如果精英们是残酷的,他们就会直接消灭大部分人类;如果他们仁慈,他们就会利用宣传手段或者生物学技术,降低人口出生率,直到大部分人类灭绝,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地球都会归于精英之手。

另一种结果,如果精英中有一些心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的牧羊人。他们会用科技改造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结构,“治疗”他们的问题,使他们变得完美。这些被改造的人类也许是快乐的,但绝不是自由的,他们更像是精英们饲养的家畜。

卡辛斯基认为科技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希望人类能够摒弃科技,去亲近自然。

卡辛斯基的论文有条不紊,充满哲学思辨,有着充实的逻辑支撑。

文章见报后,学术界曾经组织专人研究过他的观点,发现他的许多论点都切中了社会要害。

其中一位被他炸弹炸伤的教授更是认为论文提出的几点,就是人类社会未来可能被科技操纵的样子。

这篇论文对美国社会影响颇深。《时代周刊》把卡辛斯基印在封面上,叫他“天才疯子”。

后来被誉为科幻神作的电影《黑客帝国》,也受到了他的论文思路的影响。

不少美国民众在读完卡辛斯基的论文以后,甚至成了他的粉丝。他们把卡辛斯基当救世主一般崇拜。

卡辛斯基的故事,被拍成了调查剧《追辑:炸弹客》,在豆瓣的评分高达8.9。

随着卡辛斯基大学同学的揭秘,关于卡辛斯基过往的冰山一角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他在哈佛念书期间刚好是冷战时期。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了一项代号莫瑞的心理实验,通过心理审问,摧残受审者心理,让受审者招供。

这项实验本来是用来对付苏联人的,CIA却在哈佛校园秘密地对十几个学生展开了实验。

智商极高,且信赖科学的卡辛斯基,不幸成为了他们的小白鼠。

CIA让卡辛斯基写了一篇论文,主题是科技如何造福人类。他们派出了一名特工,根据卡辛斯基的论文内容,逐条驳斥他。

在这个过程里,特工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嘲笑、羞辱卡辛斯基。

漫长的折磨后,年轻的天才终于如CIA所愿屈服了,他放弃了自己的论文,并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CIA完成了他们的莫瑞实验,而这个世界,一个名叫卡辛斯基的数学天才却消失了。

曾经开朗热枕的少年,变得阴郁冷漠。

他无法面对科技的真相,于是在成为助教后选择辞职,去解答自己的疑惑。

在隐居深山的七年里,他完成了自我人格重塑,他深深地相信科技对于人类的危害是巨大的,而他将用属于他自己的方式,去警醒这个世界。

在卡辛斯基入狱后,他的弟弟和母亲为他找来了律师,提出以患有精神病的名义为他辩护,这样卡辛斯基就能转入精神病院,若干年后或许还有机会被释放。

但是固执卡辛斯基拒绝了,他不愿意让后世以精神病的名义记住他。

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清醒且有意义的,他对于人类的警告,也是正确的。

卡辛斯基在法庭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服刑期间,他被问到“是否担心囚徒生活会让自己变得癫狂”,卡辛斯基的回答是:

“不会。我担心的是我会适应这个环境而不再憎恨它。我害怕我会忘记,忘记那些山,那些树,忘记与自然接触的感觉。但我并不怕这些人会损毁我的心灵。”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全文)

介绍

工业革命及其后果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极大地增加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的预期寿命,但也破坏了社会稳定,令生活空虚无谓,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导致了心理疾病的扩散,以及第三世界里的生理疾病扩散,还严重破坏了自然界。技术的继续发展将令上述情况进一步恶化,人类尊严必将遭到进一步剥夺,自然界也必将遭到进一步破坏,社会也很可能遭到进一步扰乱,心理困扰将会加剧,而生理疾病甚至将会在“发达”国家蔓延开来。

工业-技术体系可能幸存也可能崩溃。假如该体系幸存下来,可能最终将会降低生理与心理的痛苦水平,但在此之前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调整期,而且人类与众多其他生命体也将付出惨重代价,永远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齿轮。更有甚者,假如这个体系幸存下来,将会导致不可避免的后果: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改革或改进这一体系,使之不至于剥夺人的尊严与自主。假如这一体系崩溃,结果依旧会十分痛苦。但体系规模越大,崩溃造成的结果就越可怕。因此假如真要崩溃的话最好赶早不赶迟。

所以我们主张发动针对工业体系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若干年时间里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无法预测这一点,但我们的确为那些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勾勒了一套十分宽泛的方法,从而为反对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革命铺平道路。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目标并非推翻政府,而是颠覆现存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本文中我们仅仅关注了工业-技术体系所产生的负面发展中的一部分。其他此类发展我们则仅稍微提了一提或者干脆完全忽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此类负面发展不重要。出于实际考量我们必须将讨论范围局限于未曾获得足够公众关注或者我们有话要说的领域。如,鉴于目前已经有了进展得力的环保与自然运动,我们对于环境恶化或自然破坏的话题并未多费笔墨,尽管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极为重要。

现代左派主义的心理

1、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度动荡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疯狂有许多广为人知的表现,左派主义即其中之一。因此讨论左派主义心理有助于开展针对现代社会一般性问题的讨论。但左派主义是啥?在二十世纪前半段左派主义就等同于社会主义。如今这一运动已经分崩离析了,也很难说怎样的人才算是左派主义者。本文中所谓的左派主义者包括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政治正确人士、女权主义者、同性恋与残疾人活动者,动物权益保护者及其他类似群体。但并非所有与此类活动有所牵扯的人都一定是左派主义者。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并非左派主义运动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左派运动的心理类型或者相关心理类型的集合。我们笔下左派主义的含义将会随着我们对左派主义心理的讨论而越发清晰。

2、尽管如此,我们对左派主义的概念依然赶不上我们的希望那样清晰,但看来在这方面完全无计可施。我们在这里只想以粗略的方式指出我们眼中驱动现代左派主义的两大心理趋势。我们不敢声称已经穷尽了左派心理的所有事实,讨论也仅局限于现代左派主义。至于我们的讨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的左派主义者,在此姑且存而不论。我们将奠定现代左派主义基础的两股心理趋势称为“自卑感”与“过度社会化”。自卑感是现代左派主义的整体特征,而过度社会化则仅仅是现代左派主义某些派别的特征。

自卑感

3、我们口中的“自卑感”不仅意味着最严格意义上的自卑感,还包括一系列十分广泛的特征:自尊低下、无力感、抑郁、失败主义、负罪感及自我憎恨等。我们认为现代左派主义者倾向于有上述感受(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压抑),这些感受对于决定现代左派主义的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某人将几乎一切针对他(或他认同的群体)所说的话均理解为贬损时,我们就认为此人有自卑感或低自尊。少数群体权益拥护者就体现了这一趋向,无论他们是否从属于该群体。他们对指代少数群体的名词极为敏感,指代黑人、亚洲人、残疾人与女性的“黑鬼(negro)”、“东方人(oriental)”、“残废(handicapped)”与“妞(chick)”就原意来说并不包含贬低意味。“娘们(broad)”与“妞”只是“爷们(guy)”“哥们(dude)”的女性对应称谓,正是活动家们自己为这些名词附加了负面含义。有些动物权益活动家甚至拒绝使用“宠物”一词,而以“动物伴侣”取代。左派人类学家们十分费力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被理解为负面含义的言辞来形容原始民族,他们还把“原始(primitive)”替换成“不文(nonliterate)”任何可能暗示原始文化比他们的文化低劣的言辞都令其疑神疑鬼。

对“政治正确”术语最为敏感的人并非一般的贫民区黑人居民、亚洲移民,受虐待的女性或者残疾人,而是小部分活动家,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不属于任何“受压迫”群体,而是出身于地位更高的社会阶层。政治正确的据点是大学教授,他们有稳定工作与丰厚薪金,以中产阶级出身异性恋白人男性为主。

许多左派主义者对那些在形象上软弱(女性)、失败(印第安原住民)、令人反感(同性恋)等的群体所遭遇的问题有着十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绝不会自认拥有此类感情,但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群体低人一等才会认同他们遭遇的问题。(我们并未暗示上述群体低人一等,我们仅仅在解释左派主义者的心理。女权主义者极为急切地想要证明女性与男性一样强壮有力。女性不如男性强壮有力的恐惧令其不安)。

4、左派主义者倾向于憎恨一切给人留下强大、优秀与成功印象的事物。他们憎恨美国,憎恨西方文明,憎恨白人男性,憎恨理性。左派主义者憎恨西方等事物的原因显然与他们的真正动机不符。他们说之所以憎恨西方是因为西方喜好战争、推行帝国主义、性别歧视及种族中心论等,但当这些问题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原始文化中时,左派主义者总会为其寻找借口,至多也仅仅是勉强承认其存在,同时十分积极地(经常夸大其词)指出西方文明中出现的同样问题。因此很显然这些问题并非左派主义者憎恨美国与西方的真正原因。他们憎恨美国与西方是因为它们强大而成功。

5、“自信”、“自立”、“自主”、“进取”及“乐观”之类的词汇在自由派与左派主义者的用语中起不到多少作用。左派主义者反对个人主义,支持集体主义。他们希望社会解决每个人的需求并照料他们。他内心深处对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并满足自己的需求毫无信心。左派主义者是竞争这一概念的天敌,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感觉像是个失败者。

吸引现代左派主义知识分子的艺术形式倾向于关注污秽、失败与绝望,或者采取狂欢基调,放弃理性控制,似乎已经无望通过理性计算实现任何目的,只得将自己彻底沉浸于当下的感官刺激中。

现代左派主义哲学家倾向于蔑视理性、科学与客观现实,并坚持一切在文化上都是相对的。诚然,人们可以就科学知识的基础以及如何在概念上定义客观事实提出严肃的问题。但显然现代左派主义哲学家们并不仅仅是头脑冷静的逻辑学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对知识基础进行系统性分析。他们在攻击真理与事实时投入了大量的感情。他们攻击这些概念是因为自己的心理需求。他们的攻击行为是对自身敌意的发泄,假如这种攻击取得成功,还能满足他们的权欲。更重要的是,左派主义者们憎恨科学与理性是因为它们将特定信仰归类为真(成功、高等)而将其他信仰归类为假(失败、低等)。左派主义者的自卑感如此深厚以至于无法容忍对事物进行任何成功/高等与失败/低等的分类。有许多左派主义者以此为基础反对精神疾病的概念与智商测试的实用性。左派主义者尤为反对从基因角度解释人类能力或表现,因为此类解释会使一部分人显得比另一部分人更为高等或低等。左派主义者更喜欢将个人能力或能力缺乏归功或归罪于社会。因此假如某人较为“低等”,这并非本人的错,而是社会的错,因为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培养。

6、左派主义者并非那种会因为自卑感而夸夸其谈、自高自大、欺凌他人、自我吹捧以致无情竞争的典型人物。此类人物并未完全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他在权力与自我价值的认知方面有缺陷,但依然可以想象自己强大有力的样子,正是他令自己强大的努力导致了种种令人不快的行为。[1] 然而左派主义者已经远超出这一阶段,他的自卑感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想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强大且有价值的人。因此左派主义者信奉集体主义,他仅仅在身为大型组织或大规模运动的一员时才能感到强大。

注意左派主义者们行动策略中的自虐倾向。左派主义者经常躺在车轮前抗议,有意识挑逗警察或种族主义者对自身施暴。这些策略往往有效,但其使用此类策略并非单纯当做手段,而是他们更偏好自虐性策略。自我憎恨是左派主义者的特征

7、左派主义者可能声称他们的动机是同情或者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对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的确有作用。但同情或者道德原则不会是左派主义活动的主要动机。左派主义者的活动中有太过突出的敌意,其主要动机是权欲。许多左派主义者在进行活动时并没有为了维护声称想要帮助的群体的权益而进行理性计算。如,若一个人认为黑人平权行动对黑人有益,那么采取敌对化或教条化的平权行动有意义吗?很明显,与那些认为平权行动对他们造成歧视的白人们打交道时,采取灵活怀柔的手段并至少作出一些口头和象征性的让步将更富有成效。但左派主义活动家们不采取这种做法,因为它无法满足其情感需要。帮助黑人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相反,他们将种族问题作为借口借以表达自己的敌意与追求权力而不可得的沮丧。其作法实际上伤害了黑人,因为这些活动家对待白人多数的敌对态度倾向于加强种族仇恨。

8、如果我们的社会并没有上述问题,左派将不得不发明新的问题,从而为自己提供无病呻吟的借口。我们强调,上述论述未必对每一个可能被视为左派主义者的人都十分准确,这只是对左派主义总趋势的粗略概括。

过度社会化

9、心理学家使用“社会化”这个术语表示训练儿童使之按照社会的要求去思考和行动的过程。一个得到良好社会化的人相信并服从他所属社会的道德准则,并且适应作为社会正常运作一部分的身份。说许多左派主义者过度社会化可能看起来毫无意义,因为左派主义者一般被视为反叛者。但许多左派都不像看上去那样反叛。

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如此严苛,以至于没有人能以完全道德的方式进行思考、感受与行动。如,我们不应去恨任何人,但几乎每个人都曾一度痛恨过其他什么人。有些人的社会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完全道德地思考、感受与行动的企图为他们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为了避免罪恶感,他们不断就自己的动机欺骗自己,为那些在现实中有着非道德起源的感受和行动寻找道德解释。我们使用“过度社会化”这一术语来形容这样的人。[2]

过度社会化可导致低自尊、无力感、失败主义以及内疚等。我们对儿童进行社会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使他们对于与社会期望相反行为或言语感到羞愧。如果过了头,或者某个孩子特别容易受到这种感情的影响,他就会为自己感到羞愧。此外过度社会化的人与轻度社会化的相比更易在思想与行为上受到社会期待的限制。大多数人都会有不道德的行为。他们撒谎,小偷小摸,违反交通法规,在工作中偷懒,讨厌别人,说人坏话或者使用卑劣的花招来出人头地。过度社会化的人不能做这些事情,如果他做了就会为自己感到羞耻,还会自我仇恨。他不能想“不干净”的念头。而且社会化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遭到社会化之后遵守的许多规范或表现都不属于道德的认定范围。因此,过度社会化的人在心理上被狗链拴着,一辈子都在社会铺设的轨道上运行。对许多过度社会化的人来说这都会导致约束感和无力感,令其十分难熬。我们认为过度社会化是人类对彼此造成最严重的暴行。

10、当代左派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派系就是过度社会化份子,其过度社会化对确定现代左派主义的前进方向十分重要。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主义者往往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中产阶层的成员。请注意,大学知识分子 [3] 构成了社会化程度最高的部分,也是最左的部分。

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主义者试图挣脱心理狗链,通过反叛来维护其自主权。但通常他又不够强大,无法反抗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如今左派主义者的目标与公认的道德并不冲突。恰恰相反,左派主义者接受公认的道德原则,当做自己的原则,然后指责主流社会违反该原则。如:种族平等,男女平等,帮助穷人,和平或反战,一般的非暴力行为,言论自由,善待动物等。从根本上说就是个人服务社会的责任与社会照顾个人的责任。所有这些长期以来皆已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价值中,或至少是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 [4] 主流传播媒体与教育体系呈现的大多数材料都明示或暗示了这些价值。左派主义者尤其是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主义者,通常不会反叛这些原则,而是通过声称社会辜负了这些原则来为其对社会的敌意辩护。

这些价值观成为官方价值观的原因是它们对工业体系有用。暴力被阻碍,因为它会破坏体系的功能。种族主义被阻碍,因为种族冲突会扰乱体系运行,歧视可能对体系有用的少数群体成员则会造成人才浪费。贫困必须被“治愈”,因为下层阶级会给体系造成问题,其他阶级在接触下层阶级时士气也会下降。鼓励妇女创立自己的事业是因为她们的才能对体系有利,且经常性工作的女性更容易整合到体系中,并直接与体系而不是家庭相联系,这有助于削弱家庭凝聚力。(体系的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强化家庭,但其真正意思是希望家庭根据体系需求成为儿童社会化的有效工具。体系不敢让家庭等小规模社会群体真正强大自主)。

11、下面来表现一下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如何显示其对社会传统观念的真实依赖,同时还假装反抗。许多左派主义者都支持平权运动,支持黑人获得地位更高的工作,提高黑人学校教学质量并向此类学校追加投资,他们认为黑人“下层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的耻辱。他们希望将黑人整合到体系中,使他成为企业主管,律师,科学家,就像上层中产阶级白人一样。左派主义者会回答说他们最不想做的就是使黑人男子成为白人的翻版,相反他们要保留美国黑人文化。但保存美国黑人文化是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吃黑人风格的食物,听黑人风格的音乐,穿黑人风格的服装,修建黑人风格的教堂或清真寺。换言之,黑人只可以在表面问题上表达自己,而在所有根本方面,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都希望黑人符合白人中产阶层的理想。他们希望让他学习技术学科,成为行政人员或科学家,耗费人生向上爬从而证明并不比白人更差;他们希望黑人父亲 “负责”;希望黑人帮派放弃暴力。但这正是工业技术体系的价值观。该体系不在乎一个人听什么样的音乐,穿什么样的衣服,信什么宗教,只要他在学校上学,拥有体面的工作,攀登等级阶梯,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不使用暴力等。实际上,无论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如何否认,他实际上是要将黑人整合到体系中并使其接受体系的价值观。

12、一些过度社会化的左派主义者甚至还反抗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采用了肢体暴力。他们认为暴力对其来说是一种“解放”。换言之,他们通过暴力冲破了习得的心理制约。因为他们过度社会化,这些制约对他们的限制效果更强;故他们需要打破这些制约。但他们通常用主流价值观为其反叛辩护。若他们从事暴力活动,他们就声称自己是在打击种族主义。

13、对于上述左派主义者的心理素描可以提出许多反对意见。真实的情况是复杂的,即使提供必要的数据,进行完整描述也需要许多篇幅。我们只打算粗略概述两个最重要的现代左派主义者心理倾向。左派主义者的问题表明了我们的社会作为整体的问题。低自尊,抑郁倾向和失败不仅限于左派,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社会。今天的社会与以往任何社会相比都试图在更大程度上将我们社会化。甚至有专家告诉我们如何吃,如何运动,如何做爱,如何教育子女等。

权力过程

14、人类有一种需求(可能有生物学基础),我们称之为“权力过程”。这与对权力的需要紧密相关但并不完全一样。“权力过程”有四大要素。其中最明确的三个我们称之为目标、努力与目标实现。(每个人都需要目标,目标的实现需要努力,且至少需要实现部分目标)第四个元素很难定义,未必对所有人都有必要。我们叫它自主。

考虑一个假设的个人,他只要心念一动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这个人有权力,但他将会遭受严重的心理问题。起初他有很多的乐趣,但渐渐地他将极度无聊且情绪低落,最终有可能患上抑郁症。历史表明悠闲的贵族们往往会变得颓废。为了保持权力而征战不休的贵族并不会如此。但悠闲而安全、没有必要发挥自己能力的贵族通常会变得无聊,沉湎于享乐并意气消沉,即使他们握有权力。这表明权力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有行使权力的目标。

15、每个人都有目标,首先是获得生活必需品:食物,水和与生活在特定气候区域所必须的衣服和住所。但有闲的贵族毫不费力就能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会感到无聊和意气消沉。如果目标是生存必需品,未能获得重要目标就会导致死亡;如果目标对生存有益,未能获得目标就会使人感到受挫。在整个生活中一直没能获得目标将会导致失败主义,自卑或抑郁症。因此,为了避免严重的心理问题,一个人需要一个耗费一定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还必须有合理的目标实现成功率。

替代性活动

16、但并非所有有闲贵族都会变得厌倦而意气消沉。如裕仁天皇就没有沉湎于享乐主义,而是投身于海洋生物学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当人们不必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发挥能力时,他们经常为自己设定人为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为了追求这些目标而投入的精力与感情就像其他人为了获取物质必需品所进行的投入一样。因此罗马贵族会用文学修饰自己;几个世纪以前的许多欧洲贵族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来打猎,尽管他们肯定不缺肉食;其他贵族则通过展示财富来进行社会地位的比拼;还有少数贵族转向科学领域,如裕仁天皇。

我们使用 “替代活动”一词来表示追求自行设立的人为目标的行为,人们树立这些目标只是为了能够为之努力,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追逐目标过程中的“满足感”。这是识别替代活动的关键。假设某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目标x,你不妨问自己:如果他要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而且他需要以多种不同且有趣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体力与脑力,他是否会因为没能达到目标x而感到非常失落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此人对于目标X的追求就是替代活动。裕仁的海洋生物研究显然是替代活动。如果裕仁要将他的时间花在有趣的非科学性任务上从而获取生活必需品,他不会因为自己不知道海洋动物的解剖结构和生命周期而感到失落。另一方面,性与爱的追求不是替代活动,因为大多数人即使在其他方面享受着令人满意的生活,如果终其一生没有与一名异性建立关系,依旧会感到失落。(但追求额外的性生活就是替代活动了)

17、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足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只需要参加技能培训计划并学一点手艺,按时上下班,为了完成工作而投入最少的努力,这就足够了。唯一要求是一般水平的智力以及单纯的服从,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有这些特质,社会就会从摇篮到坟墓一直照顾你(对下层社会来说生存必需品的获得并不这么理所当然,但此处谈的是主流社会)。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现代社会充满了替代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科研工作,运动成绩,慈善活动,艺术和文学创作,企业升职,获取远超需要的金钱和物质财富直到无法带来任何额外的生理满足。还有参与社会活动,尽管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对活动家个人并不重要,如为了非白人少数族裔的权利而工作的白人活动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单纯的替代活动,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动机并不只是需要用来追求的目标。科学工作的动机可能是追求声望,艺术创作是为了表达感情,激进社会活动则受到了敌意的驱使。但对大多数追求这些目标的人来说,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活动。

对许多人来说,替代活动都不如追求真正的目标(即使权力过程的需求已满足之后依然希望获得的目标)那样令人满意。其表现之一是,在多数情况下,深入参与替代活动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从来没法休息。因此,商人不断致力于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科学家刚解决一个问题就又着手解决下一个,长跑运动员驱使自己跑得更远更快。很多追求替代活动的人会说他们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满足感远远多从“平凡”的工作或生理需求的满足,但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满足生理需求所需要的努力已经降低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满足生理需求的方式并非自主,而是充当巨大社会机器零件。相反,在追求自己的替代活动时人们普遍有很大的自主性。

自主性

18、自主性作为权力过程的一部分,可能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必要。但大多数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时都需要或多或少的自主。努力必须由自己主动进行,且必须遵从自己的方向,受自己控制。然而,大多数人都不必非得作为单一个体发挥主动性,通常只要作为一个小团体的一员就够了。因此如果有五六个人彼此讨论共同的目标并成功地联合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对权力过程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但如果他们在上级下发的死板命令下工作,毫无自主空间,他们对权力过程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同样当进行集体决策时,假如集体人数过多,每个个人的作用都微不足道 [5],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些人似乎并不需要自主。可能他们的权欲并不强,或者他们通过从属于强大的组织来获得了满足感。还有一类不假思索的、动物般的人,似乎单纯的肉体权力感就能使其感到满足(优秀的士兵通过战斗技能获得权利感,对于盲从上级感到相当满意)。但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权力过程——确立目标,自主努力,实现目标——来获得自尊,自信和权力感。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机会来经历整个权力过程的时候,将会导致(取决于个人条件和权力过程遭到中断的方式)无聊,士气低落,低自尊,自卑感,失败感,抑郁,焦虑,内疚,沮丧,敌意,虐待配偶或子女,永不满足的享乐主义,不正常的性行为,睡眠障碍,进食障碍等 [6]。

19、这里解释一下权力过程的剥夺如何导致这些症状的出现:根据对人性的常识理解,缺乏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会导致无聊,而长期无聊最终往往会导致抑郁症。未能达成目标会导致挫折并降低自尊。挫折导致愤怒,愤怒导致攻击性,往往以虐待配偶或子女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已经证明了长期持续的挫折通常会导致抑郁症,抑郁症往往会造成内疚,睡眠障碍,进食障碍和不良情绪。倾向患抑郁症的人寻求快感作为解药,因此导致了无法满足的享乐主义和过度性生活,变态行为也成为了获取新刺激的手段。无聊之所以容易造成过度享乐是因为在没有其他目标的情况下人们经常将快感当做目标。当然权力过程的缺失并不是这里描述症状的唯一原因。顺便说一下,当我们提到抑郁症时,并不一定意味着严重到必须由精神科医生进行治疗的抑郁症。通常情况下只会出现轻微的抑郁症。我们所谓的目标也不必然意味着深思熟虑之后的长期目标。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或大多数人都仅仅将糊口作为目标。

社会问题的根源

20、上述任何症状都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它们的存在规模尤其大。我们并非首先提出当今世界似乎正在发疯的人。这样的事情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不正常的。有充分理由相信,与现代人相比原始人所遭受的压力和挫折更少并更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澳洲原住民经常虐待妇女,性变装在美国的一些印第安部落中也相当常见。但总体来说,我们在上文各段中列举的各种问题对原始民族来说远不如在现代社会中那样常见。

我们将现代社会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归咎于以下事实: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一套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生活,在这套条件下,人类种族的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与早先条件下所养成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冲突。我们在上文中明确认为缺乏恰当体验权力过程的机会是现代社会加诸于人们头上的最主要非正常条件。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在讨论作为社会问题来源之一的权力过程打断之前,我们将讨论其他几个来源。

21、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异常情况是人口密度过大,人与自然相隔离,社会变革过快的和突破以及自然小规模社区——如大家庭、村庄或部落——的瓦解。

众所周知,人群聚集会增加压力与攻击性。目前的拥挤程度及人与自然的隔离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所有前工业社会都以农村为主。工业革命极大增加了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例,现代农业技术使人们有可能供养远比之前任何时代更为密集的人口。 (此外,技术也加剧了人群聚集的影响,它将更强大的破坏力交给了人群。如,现在存在着各种发出噪声的设备:电动剪草机,收音机,摩托车等。假如这些设备使用不受限制,希望享受和平与安宁的人们就会因为噪音而感到沮丧。如果其应用受到限制,使用这些设备的人就会感到沮丧,但如果这些机器从来不曾问世,就不会造成冲突与沮丧。)

对原始社会来说,自然世界(通常只会缓慢改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框架,因此他们有安全感。现代世界中人类社会主导了自然而不是相反,而且由于技术变革现代社会的变化十分迅速,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框架。

22、保守派是傻瓜:他们抱怨传统价值观的衰败,但同时又积极支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显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技术与经济快速而剧烈的变化必然导致所有其他社会方面的快速变化,这种快速变化又将不可避免地打破传统价值观。

传统观念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维系传统小规模社会群体的纽带的崩溃。现代社会环境往往要求或诱使个人脱离自己的社区移动到新的地点,这一事实对小规模社会群体的解体也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科技社会如果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削弱家庭关系和地方社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首先必须忠于体系,其次才能忠于小规模社区,因为如果小规模社区的内部忠诚强于对体系的忠诚,这样的社区会牺牲体系来为自己追求好处。

假设公职人员或公司的执行总裁任命他的表兄弟、他的朋友或者教友担任某职位而不是任命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将个人忠诚放在了体系忠诚之前,这就是“裙带关系”或“歧视”,这两项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可怕的罪行。未能成功地将个人或地区忠诚置于体系忠诚之下的准工业社会通常是非常低效的(如拉美)。因此,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只能容忍那些遭到阉割与驯服并被体系当做工具的小规模社区。

22、人们广泛认为人群聚集与社区的快速变化瓦解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但我们不认为仅凭这些就足以造成今天我们所见的如此严重的问题。有几座工业社会之前的城市也十分庞大而拥挤,但其中的居民似乎并没有遭受像现代社会成员那样严重的心理问题。今天的美国依然存在着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也出现了与城市地区类似的问题,尽管程度上没有这么剧烈。因此人群聚集似乎并不是关键因素。

在十九世纪不断推进的美国边疆,人口流动性对大家庭与小社区的破坏作用至少与今天一样强。实际上许多核心家庭都是自愿选择隔离生活的,几里以内没有邻居,不属于任何社区,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出问题。进一步来说,美国边疆社会的发展也十分快速而深刻。某人可能生长于木屋中,不受法律秩序的制约,以野物为主食。而到老时他可能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在法律约束的社区中。与典型现代人在一生中遭遇的变化相比,这种变化更为深刻,但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导致心理问题。实际上,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基调乐观而自信,与今天大不相同。[8]

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区别在于现代人感到变化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而十九世纪的边疆开拓者则感到他自己造成了变化。开拓者定居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并用自己的努力将其改造成农田。当时一个郡县里往往只有几百户居民,这个郡县的孤立性与自主性也远远超过今天的郡县。因此,开拓边疆的农夫参与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并创建了一个新的有秩序社区。这种社区的创立算不算进步尽管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开拓者的权力过程得到了满足。

23、变化迅速且/或缺乏密切社区纽带但却没有像今日工业化社会那样发生大规模行为异常的社会可能还有其他例证。我们意图说明现代社会中社会与心理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正常地完成权力过程。我们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是唯一一个打断权力过程的社会。很可能绝大多数文明社会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干涉权力过程。但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尤为尖锐。左派主义,或者起码说最近形式的左派主义,正是权力过程剥夺所导致的症状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对权力过程的打断

24、我们将人类的欲望分为三类:(1)可以通过最少努力得到满足的欲望;(2)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满足的欲望;(3)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充分满足的欲望。

权力过程满足的是第二种欲望。第三类欲望越多,人们就越发沮丧愤怒,最后则会发展成失败主义与抑郁症。现代工业社会倾向于将人类的自然欲望推向第一类与第三类,第二类欲望则越发人为化。

在原始社会,物质需求一般属于第二类,必须付出大量努力才能获取。现代社会倾向于保证令所有人 [9] 都能用最小努力换取物质必需品,因此物质需求就被推到了第一类。(有人可能并不认为保住工作只需要“最小化”的努力;但一般来说中低层工作所要求的只是服从而已。只需要在规定地点站着或坐下,根据指定的方式完成指定的任务。在工作中基本没有自主,因此对权力过程的需求也就没有得到满足。)

25、社会需求,如性、爱与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属于第二类,当然这还要取决于每个个人的具体情况。因此属于第二类的特定人为需求就被创造了出来,借以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广告与营销的发展使人们觉得他们需要其祖辈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东西。他们需要花大力气挣钱来满足这些人为需求,因此这些需求就归于了第二类。现代人想要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就必须主要依靠追求由广告与营销工业创造出来的人为需求 [11] 及替代行为。

26、看来对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来说,人为形式的权力过程是不够的。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批评家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困扰很多现代社会成员的无目的性。 (通常有其他名称,如“失范”或“中产阶级空虚”)。所谓的“身份危机”其实是对目的性的寻找,往往是为了投入一项合适的替代活动。存在主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是现代生活对无目的性的回应。[12] 对于“满足感”的搜寻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但大多数以获得满足感为主要目标的活动(替代活动)并不能带来完全令人满意的满足感。换言之,它并不能完全满足对权力过程的需要。这一需要只有通过拥有外部目标的活动才可以得到完全满足,如物质必需品,性,爱情,地位,复仇等。

此外,如果通过赚钱、攀爬等级阶梯、充当体系一部分或其他方式来追求目标,大多数人都不会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大多数工人是别人的雇员,他们每天都必须按照指定的方式做指定的事情。甚至独立经营的人也只有有限的自主。小企业经营者和创业者一直都在抱怨政府过度监管束缚住了他们的双手。有些规定无疑是不必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规定对于我们那极其复杂的社会来说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今天很大一部分小企业以特许经营制度为基础。几年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许多大公司在授予专营权时都需要申请者接受性格测试,目的是为了排除那些有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够顺从,无法乖乖地沿袭特许经营体系。这就将许多最需要自主的人排除在了小企业之外。

27、如今人们更多依靠体系为他们或对他们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不是依靠自己为自己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他们为自己所作的事情也越来越依靠体系安排的渠道。机会大都是体系提供的,对机会的利用也要符合规则与规定[13] 且如果想要有机会成功就必须遵从专家指定的方法。

因此在社会里权力过程经常因为缺乏真正目标与缺乏追求目标的自主权而遭到打断。不过打断权力过程的因素还有第三类欲望:无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都不能充分满足的欲望。其中一项欲望就是对安全的需要。我们的生活依赖于其他人的决定,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决定,甚至不知道作出这些决定的是什么人。我们的生命取决于核电厂是否得到了恰当维护,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或者空气中的污染物含量有多高,医生有多么高明(或不称职),我们是否有工作取决于政府经济学家或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大多数人都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确保自己免受威胁,个人对安全的追寻因此而受挫,这也导致了无力感。

可能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原始人与现代人相比更欠缺身体安全,因为原始人的寿命更短,因此现代人承受的不安全感与人类能够承受的正常值相比要更少而不是更多。但心理安全与身体安全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们感到安全与其说是因为客观安全的现实,倒不如说是对我们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信心。原始人在面对猛兽袭击或饥饿威胁时可以奋力自卫或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他的这些努力未必总能成功,但他面对那些威胁他的事物绝非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现代个人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威胁往往十分无奈:核事故,食品里的致癌物质,环境污染,战争,税收上调,大型企业对隐私的侵犯以及全国性的社会或经济问题都会打乱他的生活方式。

诚然,原始人面对某些威胁时同样无能为力,如疾病。但他坚忍地接受了疾病带来的风险。疾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任何人的错,除非是某个想象出来的、毫无感情的魔鬼。是现代人面对的威胁都是人为的,并不是运气不好的结果,而是他人的决策强加于他的结果,而他又无力影响这些决策。因此他自然会感到沮丧,羞辱与愤怒。因此原始人的安全大体而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小群体的成员)。而现代人的安全则掌握在那些距离他太远或规模太大,以致他无法施加个人影响的机构组织手里。因此现代人追求安全的欲望大致可归于第一类与第三类;在某些领域(如食物与住所)他的安全只需要一丁点努力就能得到保证,而在其他方面他则完全无法自行获得安全。

28、现代生活中人们有很多暂时性的欲望或冲动也会遭到抑制,因此也会落入第三类。一个人可能会生气,但现代社会不允许斗殴,很多情况下甚至不允许言语攻击。某人前往某地是可能急着赶路,也可能希望慢慢走,但一般来说都只能跟随车流行动并遵守交通信号。在许多其他方面,现代人都被一张规则之网所笼罩(或明或暗),使他的冲动无法释放并因此打断他的权力过程。大部分此类规则都不能废除,因为这些规则对工业社会的运作是必需的。

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是极为放纵的。在不影响体系运作的方面我们基本上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任意信仰任何宗教(只要该宗教不鼓励威胁体系的行为),可以和任何人上床(只要注意“安全性交”)。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所作的事情无关紧要。但在所有重要方面体系都倾向于越发规范我们的行为。

29、管束人们行为的因素不止限于明确的规则以及政府。控制往往是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或者作为整体的体系通过间接胁迫、心理压力或操纵来进行的。大多数大型组织都会使用某种形式的宣传 [14] 操纵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宣传不限于“广告”,有时制作人甚至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宣传。如,娱乐节目的内容就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宣传形式。举一个间接胁迫一个例子: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去工作,每天必须遵守雇主的命令。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条文能阻止我们像原始人那样生活在野外或自行创业。但在现实中野外环境已经极为有限,经济生活中所能容纳的小企业主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只有成为别人的雇员才可以生存。

30、我们认为现代人对长寿的痴迷以及在老年阶段维持身体活力与性吸引力的执着是一种不满足的症状,原因则在于权力过程遭到了剥夺。所谓“中年危机”也是此类症状之一。缺乏养育子女的兴趣对现代社会来说也十分常见,但在原始社会这种事可谓闻所未闻。

在原始社会,生活是一连串的阶段。一个阶段的需求和目的达成之后,原始人自然就会进入下一阶段而并不感到勉强。一名年轻男子通过成为猎人来完成权力过程,他的狩猎活动不是为了取乐或满足感,而是为了得到必要的肉食。(年轻女性的权力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注重社会权力,在此姑且不论)。顺利通过这一阶段后,年轻人就会毫不勉强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相比之下,一些现代人无限期推迟生育子女,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求某种“圆满”。我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是权力过程的充分经验——这里的权力过程要有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替代活动的人为目标。)同样,在成功养育了他的孩子,通过为他们提供物质必需品而完成权力过程之后,原始人会认为工作已经完成并坦然接受老年与死亡。另一方面,许多现代人对死亡的前景感到不安,他们付出了大量努力试图维持自己的身体状况、外观和健康。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通过认真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来完成权力过程,因此感到不满足。原始人每天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自己的身体,而现代人对身体的实际应用无非是每天下车走回家,真正担心年岁增长却是后者。在人生中满足了权力过程需要的人最能接受人生的结束。

31、有些人对上述论述的反应是“社会必须设法为人们提供经历权力过程的机会。”但对这些人来说,由社会向他们提供机会就已经摧毁了这些机会的价值。他们必须自己寻找或创造自己的机会。只要这些机会是体系提供的,体系就依然制约着他们。为了获得自主他们必须摆脱这种制约。

一部分人的调整方式

32、并非所有生活在工业技术社会的人们都会遭受心理问题。有些人甚至对社会现状十分满意。现在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反应如此不同。

首先,无疑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欲望强弱有不同。权力欲望较弱的个人相对而言或许没有多少体验权力过程的需要,或者相对而言对权力过程中的自主性没有多少需要。这些人属于温顺的类型,如当年美国南方各州种植园里的黑奴。(我们无意嘲笑,但的确嘲笑那些满足于奴役的人)有些人在满足权力过程需求中或许有超过常人的欲望。如有人对社会地位的欲望特别强烈,他可能会耗费终生向上爬而丝毫不感到厌倦。

不同的人对广告营销手段的易感度有所不同。有些人极易受到影响,以至于尽管他们赚了很多钱,依旧无法抗拒营销在他们眼前招摇的新玩具。尽管他们收入优渥却总感到财政吃紧,欲求总得不到伸张。有些人对广告与营销策略的易感度很低。这些人对金钱没有兴趣。获取物质无法满足他们对权力过程的需要。对广告与营销策略有着中等易感度的人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对商品与服务的欲望,但必须为此付出相当的努力(加班,兼职,争取升职等)。获取物质可以满足他们对权力过程的需要。但他们的需要未必一定就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他们在权力过程中未必拥有完全自主(他们的工作就是执行命令)而他们的一部分预防也可能遭到压制(安全或攻击性)。

有些人通过认同某个强大组织或群体运动来部分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缺乏目标或权力的个人会加入一个组织或运动,接受其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然后努力实现它们当这些目标中的一部分达成之后,即使个人的努力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只起到了微乎其微的作用,个人依然会感到自己已经完成了权力过程。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都利用过这种现象。我们的社会也会利用这种现象,尽管不那么粗暴。如:诺列加刺激了美国(目标:惩罚诺列加)。美国入侵巴拿马并惩罚了诺列加(达到目标)。美国完成了权力过程,许多认同美国的美国人也感到了权力过程的完成。因此公众广泛支持入侵巴拿马,因为这一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权力感。 [15]在军队,企业,政党,人道主义组织,宗教或意识形态运动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左派主义运动尤其会吸引试图满足权力过程需要的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认同一个庞大的组织或群众运动并不能完全满足对权力的需求。

33、人们满足权力过程的另一种方法是替代活动。正如所解释的那样,替代活动指向人为的目标,个人追求此类目标是为了获得“满足感”而不是达到目标本身。举例来说,锻炼出巨大的肌肉,将小球打入一个洞里或获得一套完整的系列邮票等行为并没有什么实用动机。然而社会里有很多人都在充满激情地进行着健身、高尔夫或集邮活动。有些人与其他人相比要更加 “以他人为导向”,因此更容易仅仅因为他们周围的人认为这些替代活动十分重要或者因为社会告诉他们这些活动很重要就重视这些替代活动。即为什么有些人会非常严肃地对待基本上无关紧要的活动,如运动、桥牌、象棋或晦涩的学术研究,而其他看得更清楚的人从来只将这些活动视为替代活动,因此在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时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些活动。接下来只需要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的谋生方式也是替代活动。不是单纯的替代活动,因为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物理必需品以及(对某些人来说)社会地位和因为广告宣传而想要拥有的奢侈品。但很多人投入工作的努力远远超过了赚取任何金钱或地位所必需的额度,而这种额外的努力就构成了替代活动。这种额外努力加上随之而来的感情投资是促进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最强大力量,并会为个人自由带来消极的后果。特别是对最有创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工作往往主要是替代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值得拿出来单独讨论。

34、在本节中讨论了许多现代人是如何或多或少地满足了自己对权力过程的需要。但我们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对权力过程的需要并未得到完全满足。首先,那些对社会地位的欲望极强,或者极其投入替代行为,或者十分认同某个组织或运动,从而满足了自己对权力过程的需求的人都是特例。其他人是无法通过这些方法来得到满足的。其次,体系通过明文规定与社会化施加了太多限制,导致了自主性不足,无法达成某些目标以及对过量冲动进行限制的必要性也会使人感到挫败。但即使大多数人在工业技术社会都得到了完全满足,我们依旧要反对这种社会形式,原因之一是我们认为通过投入替代行为或者认同某个组织而不是追寻真正的目标来满足对权力过程的需求是对人的贬低。

科学家的动机

35、科学和技术为替代活动提供了最重要的例子。一些科学家宣称,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好奇”,这个概念十分荒谬。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问题,并非任何正常好奇心的对象。如,一个天文学家、数学家或一个昆虫学家会对三甲基丁烷的特性感到好奇吗?当然不会。只有化学家才会对此感到好奇,因为化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化学家会对一种新发现甲虫的适当分类感到好奇吗?这个问题只有昆虫学家有兴趣,他对此有兴趣也仅仅是因为昆虫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如果化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得不认真努力从而获得物质必需品,而且如果这种努力需要他们以非科学研究的有趣方式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他们根本不会关心三甲基丁烷或甲虫分类。假设研究生教育的资金缺乏导致原本可能成为化学家的人成为了保险经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对保险事宜很感兴趣,但不会再关心什么三甲基丁烷了。科学家们单纯以好奇心为理由将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的工作是难以服人的。

“造福人类”这个解释也同样靠不住。其他科学领域则显然有着造成危险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们对他们的工作就像开发疫苗或研究空气污染的同行们一样热情。考虑爱德华.泰勒博士的例子,他对参与促进核电厂建设十分热情。这种感情投入是否源于造福人类的愿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泰勒博士没有对其他 “人道主义”事业进行同样的感情投入呢?如果他是人道主义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帮助发展氢弹呢?与许多其他的科学成就一样,核电厂是否真正能够造福人类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廉价电力的好处能够超过核废料累积和危险事故带来的危害吗?泰勒博士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显然他对于核电的情感投入并非源于“造福人类”的愿望,而是源于他的工作以及将核电投入实用所带来的个人价值的实现。

一般来说科学家都是这样。可能其中也有少数例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要。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简单。其他动机对许多科学家来说也有作用,如金钱与地位。有些科学家或许对地位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求,这一点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最主要的动机。大多数科学家也像大多数公众一样多少易于受到广告与营销手段的影响,也需要金钱来满足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因此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是替代行为,但在相当程度上是这样。

此外,科学技术也构成了群体权力运动,许多科学家都通过认同这一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因此科学盲目地前进,不考虑人类种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标准,仅仅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心理需求。

自由的本质

36、我们认为工业技术社会无法加以改革,使之不至于蚕食人类自由的空间。但由于“自由”这个词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加以解释,我们必须首先阐明我们这里所谓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这里的“自由”指的是经历权力过程的机会,该权力过程要有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替代行为的人为目标,不受任何人尤其是大型组织的干涉、操纵或监督。自由意味着(以个人或小群体成员的身份)控制关乎本人生死的问题:食物,衣物,住所以及抵御环境中任何可能的威胁。自由意味着拥有权力,不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是控制自身周边环境的权力。如果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大型组织)对某人有权力,那么这个人就不自由,无论这种权力的实施有多么宽容放纵。绝不能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

37、人们说我们生活在自由社会,因为我们拥有若干宪法保护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一个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限度并不是由法律或者政府形式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决定的 [16] 新英格兰的大多数印度国家都是君主制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也多由独裁者掌控。但研究一下这些社会,人们会感到这些社会远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允许个人自由的存在。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缺乏执行统治者意志的有效机制。这些社会里没有组织良好的现代警察,没有远距离快速通信,没有监视摄像头,没有针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信息卷宗。因此在此类社会里逃避控制相对较容易。

38、大型机构里的蓝领与白领工人全都相互依赖,他们的工作相互契合,因此他们再也没有私事了。“新式生活与工作组织形式的结果到了1900年已经很明显了,马萨诸塞州2805346名居民中有76%成为了城市人口。在一个随意独立的社会中往往能得到容忍的大量暴力或不端行为在后来更加正规化合作化的氛围中都成了不可接受的表现……简而言之,迁入城市的运动造成了比之前世代更加驯良,更加社会化,更加‘文明’的一代人。”

39、至于宪法权利,不妨以出版自由举例。我们绝对无意抨击这一权利: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限制政治权力集中化以及通过暴露掌权者的不轨之举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但出版自由对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用处很小。大众媒体主要受与体系同化的大型机构的控制。任何人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出版印刷品,或在互联网上传播,或借助其他此类手段;但他想说的话将会被媒体的巨量材料所淹没,无法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因此对大多数个人或小团体来说几乎无法用语言为社会留下印象。如果我此前从未进行任何暴力活动,那么将这份文稿交给出版社之后很可能不会得到接受。如果其得到接受与出版,恐怕也不会吸引太多读者。即使能够吸引到大量读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会因为暴露在媒体提供的巨量材料中而很快将其遗忘。为了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到公众面前并有机会产生持久影响,我不得不杀人。

40、宪法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但只能保证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根据资产阶级的概念,一个“自由”的人本质上是社会机器的一个组件,只享有一套特定的自由,这套自由与其说是服务于个人,倒不如说是服务于社会机器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有经济自由,因为这能促进经济成长和进步;他有新闻自由,因为公开批评能抑制政治领袖的不当行为,他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出于当权者心血来潮的监禁将会破坏体系。这显然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利用自由来推动进步(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进步)的人们才有资格得到自由。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自由仅仅是达到集体目的的手段。Chester C. Tan在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第202页解释了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理念:“一个人被授予权利,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员,他的社会生活需要这样的权利。胡在这里指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Tan还指出,根据张君劢(中国国家社会党领袖)的观点,认为自由必须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得到使用。但假如某人的自由只能按照别人规定的方式使用,那还算是什么自由呢?FC的自由观不同于玻利瓦尔,胡,张或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将社会理论的研发和应用当成了替代活动。因此这些理论的设计是为理论家而服务的,而不是那些不幸生在被人强加了这些理论的社会中的人们。

41、本节还要再说明一点:人们不应因为某人声称自己足够自由就认为他足够自由。自由部分受到了心理控制的约束,而人们无法感知这种心理活动。此外人们对自由的感念也不是由他们的真正需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常规。如,许多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都声称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的社会化程度不是太深,而是太浅。但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为了自己的高度社会化付出了惨重的心理代价。

几条历史原则

42、在此请将历史想象为两个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是不规则组成部分,由无法预知也不遵循任何明显模式的事件组成;另一个是规则组成部分,由长期历史趋势组成。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长期趋势。

第一条原则。假如一个小改变影响了长期历史趋势,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趋势很快就能逆转回到原来的状态。(举例:政治反腐改革几乎总是只能取得短期效果,改革者终将懈怠,腐败也总会卷土重来。任一给定社会的腐败程度都是恒定的,或者只会随着社会的演变发生缓慢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反腐改革只有在伴随着广泛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长期效果,小规模改变是没有用的。)如果某个小改变看似在长期历史趋势中取得了长期影响,这只是因为这个改变的方向与大趋势相一致,因此趋势没有得到改变,只是向前推进了一步。第一原则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假如某个趋势相对小改变而言不够稳定,这一趋势就会随机发展而非追寻特定方向,换言之即根本无法成为长期趋势。

第二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这项改变必然影响整个社会。换言之,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关的,不可能永久性改变任何重要部分而不改变所有其他部分。

第三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么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社会整体将如何改变。(除非许多其他社会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与同样的结果,这样才可以在经验基础上预测下一个经历了此类改变的社会可能会遭受类似的结果。)

第四条原则。新型社会无法从纸面上创造出来。换言之,你无法提前设计新型社会,并期待该社会在得到建立之后会按照设计来运行。第三条与第四条原则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结果。人类行为的改变将会影响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经济与环境互为影响,而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又将以无法预测的方式作用于人类行为。因果律的网络过于复杂,任何人都无法理清并理解。

第五条原则。人们并不有意识地并理性地选择他们所属社会的形态。舍同通过社会演化而形成,不受人的理性控制。第五条原则是前四条的结果。

43、在此说明一下:根据第一条原则,一般说来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要么遵从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仅仅加速了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改变)要么就只有暂时性的效果,而社会很快就会恢复原状。如果要在任何重要的社会方面遵循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性的改变,改革是不够的,必须诉诸于革命。(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武装暴动或推翻政府)根据第二条原则,革命绝不会仅仅改变某一个单独社会方面;根据第三条原则将会发生革命者们未曾期望或不想看到的改变。根据第四条原则,革命者或乌托邦主义者们建立的新型社会永远无法按照计划运作起来。

美国独立运动并不是反例。所谓的美国“革命”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革命,而是一场独立战争加上一场用力过猛的政治改革。开国元勋们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没有这么做的打算。他们仅仅将美国从英国的拘束性统治之下解放了出来。他们的政治改革没有改变任何基本趋势,仅仅将美国政治文化在自然发展方向上推了一把。美国社会是从英国社会分生出来的,而英国社会早已在代议制民主的方向上发展很久了。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在各殖民地代表大会内部实行了相当程度的代议制民主。美国宪法确立的政治体系是根据英国政体与殖民地代表大会为模版构建出来的。开国元勋们的确进行了重大修改,他们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这一步仅仅是踏在了英语国家早已走了很久的道路上。证据就是英国本土以及所有英国人永久居留的殖民地最终都发展出了与美国类似的代议制民主。就算当年开国元勋们一时手软没有签署《独立宣言》,今天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显著差异。我们与英国的联系或许会更紧密,或许会有议会与首相而不是国会与总统,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美国独立运动并未对我们的原则构成反例,而是对其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不过人们在应用这些原则时依然需要依靠自己的常识。这些原则的表述语言并不周密,有进行阐释的空间,也可以找到例外。因此我们提出这些原则并非将其当作牢不可破的定律,而是作为思考指南,希望能为关于未来社会的不成熟想法提供部分解药。应当牢记这些原则,假如某人得出了与这些原则相冲突的结论,他应当仔细审视自己的思考过程,仅仅在有坚实理由的前提下才维持原有结论。

工业技术社会无法得到改良

44、上述原则也表现了为什么很难对工业体系进行改革从而防止其渐进性侵蚀我们的自由。技术至少早在工业革命时就就已经有了以个体自由与地方自主非为代价来加强体系的持续趋势。因此任何保护自由不受技术损害的改变都与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相悖。这样的改变要么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要么就会因为足够产生永久性效果而改变这个社会的本质。这是根据第一与第二条原则得出的结果。此外,由于社会的变化无法事先得到预知(第三原则),这种变化将会伴随极大的风险。如果改变足以产生对自由长期有利的变化,那么就不会被风险吓倒,因为这些风险将极大地打乱体系。因此任何改革努力都过于软弱,无法生效。就算改革者们发动了足以带来持久不同的改革,他们也会在这些改革的破坏性效果表露出来后收手。因此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极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体系变动的人才能对自由永久有利的改变,换言之就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者。

有些人急于拯救自由却不愿牺牲技术带来的所谓好处,他们会提出天真的新式社会构想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姑且不论这些人很少提出任何建立此类社会的具体方法这一事实,就算这些社会真能得到建立也得遵循第四条原则,要么崩溃要么产生与预期十分不同的结果。因此即便是泛泛而言,想要通过改革协调自由与现代科技也很不现实。在接下来几节中将会给出更详细的理由来总结为什么自由与技术进步不相容。

在工业社会里对自由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

45、现代人受到了一整套规则与规章的约束,他的命运取决于他人,这些人离他很远以致他无法对他们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故,也不是傲慢的官僚独断专行的结果。在任一技术发达的社会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体系必须紧密监管人类行为,唯此才能正常运作。在工作中人们必须遵守命令,否则生产过程就将陷入混乱。官僚体系必须根据硬性规定进行运作。假如允许底层官僚运用任何潜在的个人裁量就将打乱体系,底层官僚运用个人裁量导致的差异也会引发不公平的指控。的确,有一些对自由的限制的确可以得到消除,但总体而言,答应组织对我们生活的监管是工业技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这将令普通人感到无力。不过正式的监管将会越发由心理工具所取代,使我们想要遵从体系对我们的要求。

46、体系必须强制人们的行为越发远离人类行为自然模式。如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儿童们担负了要在这些领域出类拔萃的巨大压力。青少年将大量时间花在静坐学习上是不自然的。正常的青少年希望花时间来能动地接触真实世界。原始民族训练儿童所做的事情与自然的人类节律自然和谐。如美洲印第安人就会训练男孩到户外相互追逐——正是男孩子喜欢做的事情。但在我们的社会儿童被迫学习技术学科,大多数儿童对此都不情不愿。

因为体系持续施压来矫正人类行为,不能或不愿调整自己来适应社会需要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完全拒绝工作的社会救济领取者、青少年犯罪团伙、邪教信徒、反政府叛逆、激进派环保主义破坏者、辍学者及其他各种抵制社会体系的人。

47、在任一技术发达的社会,个体命运都必须依赖于那些他本人不能施加实质性影响的决策。技术社会无法分解成小型自主社区。因为生产有赖于极大数目的人和机器的协作。这祥一个社会必须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不得不做出影响极其大量人口的决策。打个比方,当一个决策影响一百万人时,每一个被影响的个人对该项决策平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实际上,决策往往是由政府公务员、公司主管抑或技术专家做出的,但即使是公众投票进行决策,一般也会因为投票人数过多而使得任何个人的投票不起什么实质性作用。因此,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对于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决策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影响。在技术发达社会中,这一点是无可救药的。体系试图通过使用宣传手段来诱使人们主动要求那些已为他们作好的决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种“解决办法”非常成功地让人民在感觉上好了一点,它也依然是对人类的一种贬低。

48、保守派和其他一些人主张进一步加强地方社区曾经有过的自主权,但随着地方社区越来越与公共设施、计算机网络、高速公路、大众传媒及现代医保制度等大规模系统纠缠在一起并且必须依赖它们才能存在,这种自主也就越来越不可能了。应用于一个地点的技术往往会影响到距离遥远的其他地区,这同样说明了技术社会与自主的不相容。如,在某条小溪使用杀虫剂或化学品可能污染下游几百英里的水供应,而温室效应则影响全世界。

体系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仅仅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的体系也不可能存在。相反,体系会改变人类的行为以适应自身的需要。这与可能假装引导技术体系的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因为体系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而是由技术需求引导的。[18] 当然,体系满足了人类的许多需求。但一般说来,只有在满足人的需求对体系有好处时,它才会这样做。体系本身、而非组成体系的个人的需求才是至高无上的。如,体系供给人们粮食,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挨饿体系就不能运转;在方便的情况下体系也会照顾人们的心理需求,因为如果太多的人感到压抑或变得反叛,体系就不能运转。但体系有许多充分且实际的理由要不断地对人施压,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体系的需要。比方说,假如垃圾积累过多,那么政府、媒体、教育系统及环保主义者就会用铺天盖地的垃圾回收利用宣传来淹没我们。假如体系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那么各种声音就会组成一场大合唱来劝诱儿童学习科学。没有人停下来问一问:强迫青少年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十分讨厌的东西是否人道。当技术工人因技术进步失去工作而去接受“重新训练”时,没有人问一问:像这样把他们推过来拨过去对他们来说是否太屈辱。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摆在了优先于技术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糟。在我们的社会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一个人能够根据体系的需要行事且不会流露出承受精神压力的迹象。意识形态确实会产生某种影响,但所有技术社会必须遵循大致相同的进化路径,唯此才能存在下去。

49、在体系内为目的感和自主权留出空间的努力只是一个笑话。如,公司把每个工人只组装一套机件的一部分改为每个工人都组装整套机件,声称这就是给了他们目的感与成就感。有些公司的确试图在工作中赋予雇员更多的自主权,但由于实际需要,这种尝试只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予雇员有关最终目标的自主权,他们的“自主”努力决不能指向他们自己选择的目标,而只能指向雇主的目标。任何公司如果允许其雇员自行其是都会很快关门大吉。同样,对任一家存在于特定社会体系中的公司来说,其中的雇员都必须将各自的努力指向企业的目标,否则企业就不能实现其作为系统一部分的目的。从纯技术角度来说大多数个人或小团体在工业社会中都不可能享有高度自主权。甚至就连小型企业所有者通常也只有有限自主权。除了遵从必要的政府规章之外,他还必须适应经济体系对自己的要求。如,当有人开发出一种新技术之后,小企业主为了保持竞争力往往必须利用这种技术,无论他本人意愿如何。

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可能与正面效应分割开来

50、工业化社会不能进行有利于自由的改革的更深层原因在于,现代技术是统一的系统,所有部分都相互依存。不可能去掉技术中“坏的”部分,只保留“好的”部分。以现代医学为例。医学的进步有赖于化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科学及其他领域的进步。先进的医疗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只有技术先进、经济富裕的社会才能提供。显然抛除整个技术体系及其所有伴生物,就不可能在医学领域有任何进步。

51、即使医学进步可以不依赖技术体系的其他部分,这一进步本身也会带来特定的弊端。如,假设发现了治疗糖尿病的办法。带有糖尿病遗传倾向的人就会生存下来并与他人一样繁殖,淘汰糖尿病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中止,而这类基因就会在人口中扩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因为糖尿病虽然仍旧不可治愈,却可以用胰岛素控制)许多其他疾病的易感性也会受到人口遗传退化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无非是优生学计划或者大规模人体基因改造工程。换言之,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是自然、偶然或者上帝(根据各人哲学观点而异)的造物,而是人造的产品。

如果认为现在的大政府过度地干涉了你的生活,那么你就等着政府着手管制你的孩子的遗传构造吧。随着人类遗传工程的到来,这种管制将不可避免,因为没有管制,遗传工程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52、通常对这类担忧的反应是谈论所谓“医学伦理”,但伦理规范无法在医学进步面前保护自由,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能够应用于遗传工程的伦理规范事实上将成为管制人类遗传构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层阶级)将决定如此这般的遗传工程合乎“道德”,如此那般的做法则不道德,因而他们将在实际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人口的遗传构造。即使伦理规范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择出来的,多数族裔也会将其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很可能对于如何 “道德地”运用遗传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数族裔。真正能够保护自由的伦理规范只能是一条,那就是禁止任何人类遗传工程。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一点恰恰不可能在技术社会中实现。任何将遗传工程贬低成配角的规范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生物技术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大量生物技术的应用显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体与精神疾病,赋予人们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术必将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应用,但应用方式只能与工业-技术体系的需求相一致。[20]

与自由的渴望相比,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

53、在技术与自由之间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妥协,因为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将通过不断的强迫妥协来侵蚀自由。想像两个邻居争地的案例,开始时两人各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地皮,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强有力,强的那个要占对方一块地,弱的那个拒绝了。强的说“我们妥协吧,给我原先要的那块地的一半就行。”弱的没办法只能让步。过了一阵子,那个强的邻居又要另一块地,然后又妥协,一直这样妥协下去。强者最后占了他所有的地。在技术与自由的冲突中,情况也是一样。

54、解释一下为什么与自由的渴望相比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一开始看上去并不威胁自由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在日后极大地威胁自由。以机动车辆为例,从前步行者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行走,不必遵守任何交通规则,不依靠任何技术支持系统。机动车刚刚出现时好像增加了人的自由。它们没有夺走步行的人的自由,任何人只要不想买汽车就可以不买,而买了汽车的人则可以比步行者走得快得多。但机械化运输很快就改变了社会并大大限制了人的移动自由。当汽车多起来之后,大规模地管制它们的使用就变为必需。开上汽车之后,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去想去的地方。人们的移动为车流和各种交通法规所限,并将为各种各样的义务所累:牌照、驾驶考试、更换注册、保险、维修、月供车款等。人们不再拥有选择是否使用机动车辆交通的自由。自从有了机动车辆交通,城市的布局已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人的居所已不在其工作场所、购物区和娱乐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因而他们不得不依赖汽车交通或者必须使用公共交通。这时他们对自己的移动的控制更少于自己开车。甚至步行者的自由也变到了很大限制。在城市里,他要不断地停下来等待为汽车交通而设计的红绿灯。在乡下,机动车交通也使得沿高速公路步行变得危险而难受。(在此阐述的重要论点:一项新技术刚开始往往以一种备选的面目出现,作为个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它不一定停留在备选的位置上。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会改变社会,最后人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将要被强制去使用它

55、尽管技术进步作为整体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但每一项新的技术进步单独考虑都是可取的。电、室内上下水管道、快速远距离通讯……一个人怎么能反对这些东西呢?怎么能反对数不清的技术进步呢?正是这些技术进步造就了现代社会。如,反对电话是荒唐的,因为电话带来的全是方便而没有任何不便。然而,所有的技术进步汇总到一起就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他自己或他的邻居朋友手中,而是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及遥远的、不知其名的技术人员和官僚手中,而对这些人他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21] 这一过程将在未来继续下去。以遗传工程为例。很少人会反对消灭某种遗传疾病的遗传技术。它没有任何明显的害处,却能消除大量的痛苦。而大量对人类的遗传改进汇总到一起则会把人变成设计制造的产品而不是随机性的创造物。

56、技术之所以是如此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给定社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只会不可逆地朝一个方向前进。只要某项技术发明被引进,人们就往往会对其产生依赖,除非它被某种更先进的发明所取代。人们不仅仅作为个人依赖这项新技术。甚至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都会依赖它。因此,体系只能朝向更加技术化的方向移动。在不至于颠覆整个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技术将会不断地逼迫自由后退。

技术的进步十分迅速并在许多方面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对大型组织越发严重的依赖、宣传与其他心理学技术、遗传工程、通过监视设备和计算机侵犯隐私等),阻挡任一项对自由的威胁都需要一场单独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卫自由的人会被无数的新攻势及其发展速度所压倒,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停止抵抗。分别反击这些威胁是无效的。只有把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击才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57、技术人员(在此取这个名词的广义定义来描述所有那些执行需要培训的专门任务的人)往往如此投入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当他们的技术工作和自由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几乎总是决定以技术工作为先。对科学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教育机构、人道主义团体与环保组织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手段以便他们实现其值得称道的目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发现个人信息很有用之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采集而丝毫不考虑隐私。执法机构经常因为犯罪嫌疑人与完全无辜者的宪法权利感到不便,于是他们采取了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以限制或规避这些权利。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相信自由、隐私和宪法权利,但当这些观念与他们的工作相冲突时,他们通常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更重要。

58、众所周知,人们在追求报偿时比起在避免惩罚或不良后果时工作得更好、更坚持不懈。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主要是为了报偿而工作,但那些抵抗技术对自由的侵犯的人们却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因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坚持不懈并全心投入地从事这项令人泄气的工作。若改革者的确获得了明面上的显著胜利,设立了防止技术进步侵蚀自由的坚固屏障,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松懈下来并把注意力转向更为惬意的追求。但科学家会仍旧留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忙活,而技术随着自身的进步会找到办法绕过任何屏障,将越来越多的控制加于个人头上,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体系。

无论是法律、机构、习惯还是伦理规范,任何社会安排都不可能提供永久的保护来防止技术的侵害。历史表明,所有的社会安排都是短暂的,它们最后都会改变或崩坏。但技术进步在给定的文明的背景下却是永久的。如假设我们能够作出防止遗传工程应用于人类,或是防止其威胁自由与尊严的某种社会安排,技术仍会等在那里。迟早这种社会安排会崩坏,多半很快就会崩坏,因为社会变化是如此之快。这时,遗传工程就会开始入侵自由领域,而这种入侵却是不可逆的(除非技术文明本身崩坏)。任何通过社会安排获得持久成果的幻想都会被最近在环境立法中发生的事情所打破。几年以前,我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牢靠的法律屏障,至少可以防止某些最坏的环境退化。但政坛风向一变,这些屏障也就崩溃了。

59、综上,技术是比自由的渴望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但需要对这一陈述作一个重要的限定: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和环境问题,特别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异化、反叛、敌意,许多社会和心理困难),工业-技术体系很可能会承受严重的压力。我们希望体系多半要经历的这种压力会引发其崩溃,或至少起到足够的削弱作用,使得革命能够发生并获得成功,自由的渴望将证明自己比技术更强大。我们之前使用了一个被强邻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妥协抢走了所有土地,最后一无所有的弱邻的比喻。但假设强邻病了,不能保卫自己了,弱邻就可以迫使其归还自己的土地或在有机会时将其杀死。同样,我们在工业体系患病时将其摧毁。若与其妥协给它从病中恢复的机会,它将最终剥夺我们的所有自由。

更简单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60、假如还有人以为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保护自由不受技术的侵害,那就想想我们的社会在应对更加简单直接的其他问题时到底有多么笨拙且往往不成功好了。体系未能制止的问题有很多,比方说环境恶化、政治腐败、贩毒或家庭暴力等。

以环境问题为例。在这里价值的冲突是直截了当的:是要眼前的经济利益还是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些自然资源[22]。然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掌权者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废话和胡话,而没有得到任何清楚一贯的行动路线。与此同时我们则继续为子孙积累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尝试成为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有时这边占上风,有时那边占上风。战线随着公众舆论的飘移不定而变化。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也不能及时且成功地解决问题。大的社会问题,即使能够“解决”,解决方式也很少是理性、全面的计划。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在各自追求(往往是短期的)自身利益的过程中 [23] 主要凭运气达成了某种多少还算稳定的临时解决办法,这样问题就算是得到了解决。

61、因此很显然,即使只解决相对直截了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那么人类又怎么能够解决协调自由与技术关系这样远为困难且微妙的问题呢?技术显示的是明确的物质优势,而自由是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含义的抽象概念,宣传和花哨的言论很容易掩盖自由的缺失。

请注意这样一项重要区别:想像某一天环境问题可以通过一项理性的全面计划得到解决,但一切只有在解决环境问题符合体系的长期利益时才可能发生。然而保留自由和小群体的自主权却不符合体系的利益。正相反,最大程度地控制人类行为才符合体系的利益。因此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有可能最终迫使体系采取理性且深谋远虑的手段去解决环境问题,但同样的实际考虑却会迫使体系更严格地管制人类的行为。

革命比改革更容易

62、希望已经说服了读者,体系无法通过改革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唯一的出路是摒弃整个工业-技术休系。这意味着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但肯定是激烈而根本的社会性质变化。

人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难发动。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一场革命运动能够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献身热情,而一场改革运动却不能。一场革命运动许诺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并创造整个新世界;它提供人民为之甘冒风险、甘作牺牲的理想。由于这些理由,推翻整个技术体系要比对技术的某一部分——如遗传工程的应用发展——进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适当的条件下,许许多多的人会热情地献身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寻求限制技术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为了获得强力的报偿——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们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执著。

改革总是为对于变化过大有可能带来的痛苦后果的恐惧所阻遏。而一旦革命的狂热控制了一个社会,人民会为了革命事业而忍受无与伦比的苦难。法国与俄国革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很可能在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人真正献身于革命,但这少数人已足够多、足够积极,足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控制人类行为

63、自文明肇始,有组织的社会便对人们施加压力以保证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这类压力在各个社会中极为不同。某些压力是生理的(缺乏营养、过度劳累、环境污染),某些是心理的(噪音、拥挤、按社会所要求的模式重塑人类行为)。过去人性基本是恒定的,有变化也不会超越某种界限。因此社会也不能将人推过界限。当人的耐受极限被突破时,问题就来了:反叛、犯罪、腐败、逃避工作、抑郁和其他精神问题、死亡率升高、出生率降低等;社会或是崩坏,或是不能有效运行,最终将会被其他更为有效的社会形式所取代。因而在过去,人性对于社会的发展设置了某些界限,人们至多被推到此处而不会逾越。然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现代技术正在开发改造人类的方法。

64、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它可以迫使人们处于极度不快的状况,然后向他们提供药物以解消他们的不快。这是科学幻想吗?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正在社会里上演。在最近几十年中,可临床诊断的抑郁症发病率迅速上升。我们相信这是由于权力过程遭到打断而导致的。但即使我们错了,抑郁症发病率的提高也肯定是由于当代社会的某些条件造成的。现代社会不是去改变那些使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给人们抗抑郁药。实际上抗抑郁药是改变个人的内在状态以使其能够忍受其原先不能忍受的社会条件的一种手段(这里谈的是环境起决定作用的病例)

65、用于人类头脑的药物仅仅是现代社会正在开发的控制人类行为方法的一个例子。下面看看其他例子。让我们从监视技术开始,隐蔽的录像摄影机今天在大多数商店和许多其他地方使用,计算机被用来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个人信息,如此获取的信息大大加强了执法的有效性。[26] 然后是宣传手段,大众传播媒介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载体。有效的技术被开发来,使选举、销售产品、影响民意娱乐的产业成为了体系的重要心理工具,即使是在大量播放性与暴力的时候。娱乐业为现代人提供了逃避现实的必要手段。当人们关注于电视、录像等时,就会忘悼紧张、焦虑、挫折、不满等情绪。许多原始民族在无需劳作的闲暇时候很乐意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与自身以及外在世界和睦相处。但多数现代人必须不停地忙碌或不停地娱乐,不然就会“厌倦”,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烦燥易怒。

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执法机构,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有些什么严重的毛病:如果有那么多的人拒绝遵守规则,或者只有在遭受强迫的时候才肯遵守规则,那么这个社会必须向人们施以强大压力。过去很多社会并没有正式执法力量,或者执法力量有限,不过也照样运行得很好。

其他技术的影响比上文所述更深远。教育已不再是孩子不会功课时打打他的屁股、会了就拍拍他的头这样简单的事了。它成了一门控制儿童发展的科学技术。如,西尔瓦学习中心在激励儿童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心理学技术在许多常规学校中的应用也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教给家长们的“如何做家长”的技术是为了使儿童接受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并按照体系的要求行事而设计的。“精神健康”计划、“参与教学”技术、心理治疗等表面上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设计的,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诱导个人按照体系的要求去想去做的一种方法(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矛盾,如果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体系发生了冲突,那么他就是在与一个极为强大的力量作对,他既无法战胜也无法躲避,因此他就会因紧张、挫折、失败而痛苦。如果他按照体系的要求去想去做,他的路就会容易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对个人进行洗脑,使他顺从,确实是为了他好。大多数文化都不赞同以粗暴且明显的方式虐待儿童。为了一点小事或无事便折磨一个儿童,这使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恶。但许多心理学家把虐待的概念无限扩大。打屁股,作为教育孩子遵守纪律的理性并合谐的体系的一部分,是否算虐待?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要由打屁股是否能使一个人良好地适应社会的现存体系而定。实际上,虐待这个词的解释几乎包括了所有会导致不利于体系的行为的抚育儿童方法。因此,当防止“虐待儿童”的计划超出了防止明显且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时,其目的就已经在于加强体系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了。

66、可以推测,研究将继续增强心理学技术用于控制人类行为的有效性。但仅凭心理学技术就使人类适应技术正在创造的这种杜会是不可能的。生物学方法多半也会被用上。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药物的使用。神经病学也许可以提供改造人类头脑的其他途径,人类遗传工程已经以“基因疗法”的形式开始冒头,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办法最终不会被用来改造能够影响思维的身体机能。

工业化社会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严重紧张的时期,部分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部分是由于经济及环境问题。而体系的经济及环境问题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异化、缺乏自尊、抑郁、敌意、叛逆、厌学儿童、青少年犯罪团伙、毒品、强奸、虐待儿童、其他罪行、滥交、少女怀孕、人口增长、吹治腐败、种族仇恨、民族对立、意识形态对立、政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破坏、反政府集团、仇恨集团等。所有这些都直接威胁着体系的生存,体系将被迫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来控制人类行为。

我们所见的社会动荡并非偶然,只能是体系强加于人们的生存条件所造成结果(我们曾经论证过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过程的中断)。如果体系能够成功地对人类行为施加足够的控制以保障其自身的生存,那么人类历史将跨越一条分水岭。过去,人类耐受力的界限曾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界限,但工业——技术社会将能够通过改造人类—无论是依靠心理学方法还是生物学方法,抑或双管齐下——来逾越这些界限。未来的社会体系将不再作调整以适应人类的需要,而是人类作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27]

67、一般来说,对人类行为的技术控制多半并非出于极权主义意图,甚至并非出于有意识地限制人类自由的愿望。[28] 控制人类思想的每一步都是针对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合理反应。如防治酗酒、降低犯罪率或者引导年轻人学习科学技术。在许多情况下,总能找到正当的人道主义理由。如,当一个精神病专家给一个抑郁症患者开抗抑郁药物时,他显然是在帮助这个人。不给一个需要药物的人吃药是不人道的。家长们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西尔瓦学习中心去接受改造从而使他们热爱学习的动机自然也是关心自己孩子的幸福。也许其中有些家长并不喜欢不经特殊训练就找不到工作的社会现实,也不希望看到自已的孩子被迫经过洗脑后变成计算机宅男。但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不能改变社会,他们的孩子如果不掌握某些技术就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把孩子送去西尔瓦。

因此对人类行为的控制并非出自当局的蓄意的决策,而是出自社会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将是难以抗拒的,因为单独考虑向前迈出的每一步,则似乎每一步都是有利的,或者至少迈出这一步所产生的危害比不迈这一步所产生的祸害要小。如,宣传被用于许多良好的目的,如减少虐待儿童或种族仇恨。性教育显然是有用的,然而性教育的作用是把对性观念的引导权从家庭夺走,交到以公立学校体系为代表的国家手中。

68、假设人们发现某种生物学性状能够增加某个儿童长大后成为罪犯的概率,并假设某种基因疗法可以去除这种性状 [29],当然许多家长都会把具有这种性状的子女送去接受治疗。不这么做是不人道的,因为如果孩子长大后成为罪犯,他的一生多半会很悲惨。但许多或大多数原始社会的犯罪率都比我们的社会低,虽然它们既没有高科技的抚育儿童方法,也没有严厉的惩罚制度。没有理由认为现代人比原始人天生就更为掠夺成性。我们社会的高犯罪率必然是现代生活条件强加于人的压力造成的,对这些压力许多人不能或不愿适应。因此去除潜在犯罪倾向的疗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重新设计制造人类以便满足体系要求的方法。

我们的社会倾向于将不利于体系的思想或行为模式视为“病态”,这看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因为如果一个人不适应体系,其后果不仅仅是给体系带来麻烦,其个人也会遭受痛苦。因此揉搓一个人使其适应体系被看作是“治病”,是好事。

即使某一项新技术的使用一开始是非强制性的,它也不一定一直都会是非强制性的,因为新技术将改变社会,以致于个人离开了该技术就很难或无法生存。这同样适用于涉及人类行为的技术。在一个大多数儿童都接受使之热爱学习的训练计划的世界里,家长几乎是被迫送他的孩子接受这种训练计划的。如果他不送,他的孩子长大后和其他人相比就会显得像个笨蛋,并因此而失业。再假设人们发明了一种生物学疗法,可以大大减少困扰我们社会中许多人的紧张症,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如果许多人都接受这种治疗,社会的总的紧张水平就会降低,而体系也就可以增强制造紧张的压力。事实上,类似现象已经在社会中出现了,即大众娱乐,我们社会使人们能够减少(或暂时逃避)紧张的最重要的心理学工具之一。大众娱乐的使用是非强制性的:没有任何法律要求我们一定要看电视、听收音机、读杂志。然而大众娱乐已成为大多数人所依赖的逃避或减少紧张情绪的手段。每个人都抱怨电视节目尽是垃圾,但几乎每个人都看电视。有些人可能不看电视,但今天已很少有人拒绝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

69、假如工业化社会能够存在下去,技术很可能最终将找到完全控制人类行为的某种方法。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深厚的生物学基础,这一点已是不容质疑的了。实验人员告诉我们:通过用电刺激大脑的适当部位。可以挑起或关闭诸如饥饿、愉快、愤怒和恐惧等感觉。可以通过破坏大脑的某些部位来消除记忆,也可以通过电刺激来使记忆浮现。可以用药诱发幻觉,也可以用药改变情绪。非物质性的人类灵魂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即使有它也显然不如人类行为的生物学机制那么强大。否则研究人员不可能如此容易地使用药物和电流来操纵人类的感情和行为。

将所有人的脑袋都插上电极以便当局控制大概是不切实际的。但人类的思想和感觉如此易受生物介入这一事实说明控制人类行为仅仅是个技术问题,一个涉及神经元、激素和复杂分子的问题,一个可以用科学解决的问题。社会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有着非凡的记录,因此它在控制人类行为方面将取得巨大进步。

70、公众抵抗能够防止对人类行为进行技术控制吗?如果谁要想一下子就进行全面控制,那么公众的抵抗肯定会奏效。但因为技术控制将是通过一长串连续的微小进展逐渐实现的,也就不会出现理性或有效的公共抵抗。对那些认为这一切无非是科幻小说的人们,我们想指出,昨天的科幻小说在今天已成为现实。工业革命已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完全可以预期,随着技术不断地应用于人类的身体和思维,人类自身将发生的变化不会小于其环境和生活方式已发生的变化。

十字路口的人类

 

71、我们的故事或许还是超前了。在实验室里开发一系列操纵人类行为的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是一回事,将这些技术整合进运转的社会体系则是另一回事。后一个问题更困难。如,教育心理学技术在开发这些技术的“实验学校”中无疑十分有效,但要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有效地运用就不见得那么容易了。我们都知道许多学校是什么样的。老师们正忙于收缴孩子们的刀具与枪支,根本没时间运用最新技术把他们造就成计算机宅男。因此,虽然拥有这些关乎人类行为的技术进步,体系迄今在控制人类行为方而尚未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其行为受到体系很好控制的人是那些可以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类型。但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成为了体系的叛逆:社会福利的寄生虫、青年犯罪团伙、邪教崇拜者、恶魔崇拜者、纳粹分子、激进环境保护主义者、民间军事集团等。

体系目前正在为克服某些威胁到其生存的问题进行着拼死的斗争,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人类行为问题。如果体系能够及时地掌握充分控制人类行为的能力,它就多半能够生存下去。否则就会崩溃。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多半在今后几十年,大约在40至100年间,就能见分晓。

假设体系能够度过今后几十年的危机。届时它必须已经解决或至少控制住了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社会化”人类的问题,即将人们改造得足够驯顺,使得他们的行为不再威胁到体系。实现了这一点之后,技术的发展就不再会有任何障碍,它将会走向其逻辑终点,亦即完全控制地球上的一切,包括人类和所有其它有机体。体系将成为铁板一块的整体组织,或者多多少少分成几块,由几十个既合作又竞争的共存组织共同组成,就像政府、公司和其他大型组织既合作又竞争一样。人类自由基本上将不复存在,因为个人和小群体无法对抗用超级技术以及可以操纵改造人类的先进心理学和生物学工具武装起来的大型组织,更不用说后者还掌握着监视仪器和物理强制手段了。只有极少数人握有真正的权力,但甚至就连他们的自由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其行为也是受到管制的;就像政客和公司主管,他们要保住自己的职权就必须限制自己的行为,不逾越某些十分狭隘的界限。

今后几十年的危机如果能过去,那时体系就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加强控制了,但不要想像体系会因此而停止进一步发展控制人与自然的技术。正相反,一旦艰难时期过去了,体系将更迅速地加强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因为它将不再为今日所面临的困难所掣肘。生存并非加强控制的主要动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将其工作作为了替代性活动;他们解决技术问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他们乐此不疲,而留待其解决的最令人感兴趣、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即探究人类身体和思想的秘密并干预它们的发展。当然,这是为了“人类福祉”。

72、但另一方面,请假设今后几十年的压力超出了体系的承受能力。如果体系崩溃,可能会有一个混乱时期,就像在过去各个对代历史所记载的那样。不可能预见动乱年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无论如何人类会被赋予一个新机会。最大的危险是工业化社会很可能在崩溃后不几年就开始重组,肯定会有许多人急于重新开动工厂。工业体系将人类贬低到了被奴役的状态,而憎恨这种被奴役状态的人则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必须增强体系内的社会紧张态势,以加快其崩溃或把它弱化到足够程度,使得反对体系的革命成为可能。第二,当体系充分弱化时,我们必须发展并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当工业社会崩溃时,这种意识形态将有助于保证其残余被粉碎到无法修复的地步,这样体系就无法重组。工厂将被捣毁,技术书籍将被烧掉。

人类苦难

73、工业体系的崩溃不会纯粹是革命行动的结果,它不会那么难以抵御革命的攻击,除非它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因此如果体系崩溃,那么它或是自发崩溃,或是部分自发、部分由革命者促发的崩溃。如果崩溃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人都会死去,因为世界人口已如此过分膨胀,离开了先进技术就无法养活自己。甚至即使崩溃足够缓慢,人口的减少可以主要通过出生率的降低而不是死亡率的提高而实现,非工业化的过程也多半是极度混乱和极度痛苦的。幻想通过平稳控制的有序方式逐步废除技术是天真的,特别是要考虑到技术爱好者们的负隅顽抗。那么,致力于体系的崩溃是否因此就十分残酷呢?也许是,也许不是。首先,除非体系本来就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困难,无论如何都很可能最终自行崩溃,否者单靠革命者是不可能强行使其崩溃的。而且体系发展得规模越大,崩溃的后果就越严重。因此加速体系崩溃的革命者或许反倒控制了灾难的规模。

其次,我们必须权衡斗争与死亡和丧失自由与尊严这两方面的得失。对许多人来说,自由与尊严比长寿和避免肉体痛苦更重要。再者,我们早晚会死,死于为生存或为某一事业而战,强于活得空虚而无目的。

第三,体系的存续所带来的痛苦并不一定就比体系崩溃所带来的痛苦更少。在全世界范围内,体系已经招致、且正在招致的巨大痛苦曾使人类千百年与他人以及环境和睦相处的古代文化被与其接触的工业社会所摧毁。其结果就是全方位的经济、环境、社会和心理问题。工业社会的侵扰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传统的人口控制在全球范围内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因而产生了人口爆炸及其所有连带后果。接着就是心理疾病席卷了整个所谓“幸运”的西方社会。没有人知道臭氧层耗尽、温室效应及其他现在还不能预测的环境问题最终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后果。而且就像核扩散已经显示的那样,我们无法防止新技术落入独裁者和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手中。愿意猜猜伊位克或北朝鲜将用遗传工程来干什么吗?

74、技术爱好者们会说“科学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将征服饥荒、消灭心理病痛,让每一个人都健康快乐”。他们200年前就是这么说的。人们曾指望工业社会能够消灭贫穷,使每一个人都快乐等。实际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技术爱好者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简直是无可救药地天真(或自欺欺人)。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故意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当巨大的变化,即使是看上去有利的变化,被引入一个社会时,将会引发一长串其他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大都分是不可预见的,其结果则是社会的混乱。因此技术爱好者们在试图消灭贫穷和疾病,设计制造驯顺、快乐的人格等时,很可能会创造出比现在还糟糕的社会体系。如,科学家们吹嘘说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经遗传工程改造的粮食植物以消灭饥荒。然而,这将会允许人日无限膨胀下去,而众所周知,拥挤会导致紧张和攻击性的增强。这仅仅是技术会导致的可预见问题中的一个例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比它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要快。因此技术爱好者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试错时期才能够为他们的美丽新世界排除掉所有的故障。而与此同时所产生的痛苦将会如此巨大,以至于体系生存下去所带来的痛苦不见得就比体系崩溃更少。技术己将人类带入了一条无法轻易逃脱的死胡同。

未来

75、然而,假设工业社会经过未来几十年确实幸存下来并最终排除了故障,因而实现了平稳运转,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呢?我们将考虑几种可能性。

首先,假定计算机科学家成功开发出了人工智能,这些机器无论做什么事都比人类强。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所有工作都会由巨大的、高度组织化的机器系统去做,而不再需要任何人类的努力。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一种是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已做出所有的决策,另一种是人类保留对机器的控制。如果允许机器自己做出所有的决策,就无法对其结果进行揣度,因为不可能猜测此类机器的行为,人类的命运那时就全凭机器发落了。人们也许会反驳,人类决不会愚蠢到把全部权力都交给机器。但我们既不是说人类会有意将权力交给机器,也不是说机器会存心夺权。实际上说的是,人类可能会轻易地让自己滑落到一个完全依赖机器的位置,滑落到不能做出任何实际选择,只能接受机器的所有决策的地步。随着社会及其面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会让机器替他们做更多的决策。仅仅是因为机器做出的决策会比人的决策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第二阶段将会来临,在这个阶段,维持体系运行所必需的决策已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至于人类已无能力明智地进行决策。在这一阶段,机器实质上已处于控制地位。人们已不能把机器关上,他们已如此地依赖于机器,关上它们就等于是自杀。

另一方面,也可能人类还能保持对机器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也许可以控制他自己的私人机器,如他自己的汽车或私人计算机,但对大型机器系统的控制权将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就像今天一样,但有两点不同。由于技术的改进,精英对大众的控制能力将会极大提高,因为人不再必需工作,大众就成为了多余的人,成为了体系的无用负担。如果精英集团失去了怜悯心,完全可以决定灭绝人类大众。如果他们有些人情味,也可以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降低出生率,直至人类大众自行消亡,让这个世界由精英们独占。如果精英集团由软心肠的自由派人士组成,也可以为剩余的人类扮演牧人的角色。他们将注意保证每个人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每个孩子都在心理十分健康的条件下被抚养成人,每个人都有一项有益于健康的癖好来打发日子,每个可能会变得不满的人都会接受治疗以治愈其“疾病”。当然,生活是如此没有目的,以致于人们都不得不经过生物学的或心理学的重新设计改造,以去除其对权力过程的需求,或使其权力欲“升华”为无害的癖好。这些经过改造的人们也许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得平和愉快,但他们决不会自由,他们将被贬低到家畜的地位。

76、假设计算机科学家们没有能够在开发人工智能方面取得成功,因此人的工作还是必要的。即使如此,机器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简单工作,而低能力的工人将日渐过剩(许多人很难找到工作,他们由于智力或心理原因不能达到在现今体系内有用的水平)对那些找到工作的人,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需要越来越多的训练,越来越强的能力,他们将不得不越来越可靠、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驯顺,因为他们将越来越像巨型有机体的细胞。他们的任务将越来越专门化,因而他们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将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仅集中于现实的一块小碎片。体系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心理学或生物学手段来设计制造人类,使之驯顺,使之具有体系要求的能力,使之将权力欲“升华”为某些专门化的任务。但这样一个社会的人民将不得不驯顺。这一陈述是有条件的。如果可以找到某种方法,能将竞争性导向服务于体系需求的轨道,那么社会也许会发现竞争性是有用的。可以想像这徉一个未来社会,生活于其间的人没完没了地为了声望和权力而竞争,但只有少数人能够爬上独占真正权力的顶点。这是一个极其令人反胃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满足权力需求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众多他人排挤到一边并剥夺其满足权力需求的机会。

77、我们还可以想像某种把若干个上述可能性结合起来的场景。如,机器可能接管大部分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工作,但人类则仍旧还能在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工作上面忙活。如有人建议,大力发展服务业可以给人类提供工作机会。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时间花在互相擦皮鞋上面,可以用出租车带着彼此到处瞎转,互相为对方做手工艺品,互相给对方端盘子等。人类如果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局,那对我们来说也实在是太可怜了,而且我们怀疑有多少人会觉得这样的无意义的忙碌等同于充实的生活。他们会去寻找危险的其他渲泄途径(毒品、犯罪、邪教、仇恨群体等),除非经过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设计改造后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

78、不用说,上述场景尚未穷尽所有可能性。它们只是表明了看来似乎最可能的结局。然而,我们无法想像比上述情况更好而又似乎可能的场景。极其可能的情况是,如果工业技术体系能够度过未来40-100年而幸存下来,那时它将会发展出某些一般特征:个人(至少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类型的人,他们被整合进体系并维持其运转,因而也掌握了全部权力)空前地依赖大型组织,空前地“社会化”,他们的身心品质在相当程度上是设计改造的结果,而不是机缘(或上帝意志)的结果;野生自然所能留下的部分只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保留的一些残余,这些残余将由科学家监视与管理(故也并非真正野生)。长远看,无论是人类,还是任何其他重要的有机体,都不会像我们今天所知的那样存在下去,因为只要你一开始通过遗传工程改造有机体,就没有理由在某一个特定点上停下来,因此改造多半会继下去去,直至人类和其他有机体彻底改观。

无论还有另外什么情况,有一点是肯定的:技术给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与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而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适应了的所有各类环境都极为不同。如果人类不能通过人为的重新设计改造而适应这一新环境,那么就得通过自然选择的痛苦过程去适应它,前者的可能性要比后者大得多。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腐朽的体系整个扔进垃圾堆,并勇敢承受其后果。

策略

79、技术爱好者们把所有人都绑上了一辆笔直冲向未知世界的战车。许多人已经开始理解技术进步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但仍采取消极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认为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认为可以制止它,而且在这里我们将提出如何着手制止它的办法。

80、同前述,现在的两个主要任务是在工业社会中促进社会紧张与不稳定,以及宣传一种反对技术和工业体系的意识形态。当体系变得足够紧张和不稳定时,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就有机会发动了。这一模式将十分类似于法国和俄国革命。在两国各自革命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和俄国社会都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紧张与脆弱迹象。同时,提供一个与旧世界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愿景的意识形态发展了起来。以俄国的情况为例,革命者积极从事于破坏旧秩序的工作。然后当旧体系面临着足够的额外紧张时(法国是财政危机,俄国是军事失败),它就会被革命一扫而光。我们预想的就是这样的道路。

大多数革命都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摧毁旧社会,另一个目标是建立革命者想像的新社会。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他们所梦想的新社会,但她们非常成功地摧毁了既存社会。

然而,一种意识形态如想争取到热情支持,除了负面理想外必须还有正面理想,决不能只破不立。我们的正面理想是自然,即野生自然,按照其本来面目运行的地球,不依赖于人类管理、摆脱人类干涉和控制的地球生灵。野生自然也包括人类本性,即不受有组织社会管制、自主运行的个人,成为偶然性或自由意志或上帝(由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的产物。

81、出于以下原因,自然成为了与技术抗衡的完美理想。自然处于体系权力之外,是技术的对立面。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然是美的,而美确实对公众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激进的环境主义者们已经秉承了颂扬自然、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30] 根本不需要为了自然而建立某种空想的乌托邦或任何社会新秩序自然能够自己照料自己:它是自发的创造物,在有任何人类社会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而且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存了无数世纪却没有对它造成大的损害。只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影响才真正变得具有破坏性。缓解对自然的压力不必创建一个新社会体系,只要摆脱工业化社会就足够了。当然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工业化社会已经对自然造成极大的破坏,医治创伤需要漫长的时期。甚至前工业社会也能对自然造成相当的破坏。尽管如此,摆脱工业社会也能大有建树。它会缓解对自然的最严酷的压力,能使创伤开始愈合。它将剥夺有组织的社会对自然(包括人类自然)的控制能力。工业体系死亡之后,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社会,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人民将更贴近自然,因为没有了先进技术,这成了人们唯一能采取的生活方式。为了吃饱,他们必须是农民、牧民、渔民或猎人等。而且一般说来,地方自洽会增加,因为没有了先进技术和快速通迅,政府或其他大型组织控制地方社区的能力将十分有限。

82、今天的宗教,或者被人拿来廉价且显眼地支持狭隘短视的私利(一些保守派就是这样利用它的),或者甚至被人百无禁忌的拿来赚钱(许多福音派传道人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堕落成了粗陋的非理性主义(许多原教旨新教派及邪教就是这么做的),或者干脆陷入停滞(天主教与主流新教)。近年来西方世界中最接近于强大、传播广泛且富于活力的宗教的事物就是左派准宗教,但左派今天陷入了分裂,而且没有清晰统一、鼓舞人心的目标。因此,社会中出现了宗教真空,它多半可以由一个注重自然、反对技术的宗教填补。但试图人为地拼揍出一门宗教来承担这一角色将是一个错误。人为创造的宗教多半会失败。比方说“盖亚”教,它的信徒是真信仰它还是仅仅在装腔作势呢?如果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那么他们的宗教最终会砸锅。

最好不要把宗教引入自然与技术的冲突,除非真正相信这门宗教,并发现它能在许多人心中激发出内心强烈且真实的共鸣

83、至于把工业社会消灭掉会随之引发的负效应——你不可能一边吃掉蛋糕一边还想拿着它不放——有得必有失。

大多数人不喜欢心理冲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避免对困难的社会问题做任何严肃思考,他们喜欢看到这些问题以简单且非黑即白的方式摆在面前:这完全是好的而那完全是坏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因而必须在两个层次上展开。

在高层次上,意识形态必须针对高智力、有思想且理性的人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核心,由基于理性与缜密考虑的工业体系反对者组成,这些人完全了解问题及其两面性,了解摆脱工业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吸引这种类型的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能起到影响他人的作用。对这些人要尽量在理性的层次上做工作。不应故意歪曲事实,也不应使用过激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不能诉诸情感,而是说在这样做时必须注意避免歪曲真相,避免以任何方式毁掉意识形态在理智方面的体面。在第二个层次上,应当以简化的形式宣传我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方式将能够使不事思考的大多数人以没有歧义的方式看到技术与自然的冲突。但即使在这个层次上,也不应以廉价过激或非理性的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因为这会疏远那些有思想和理性的人。廉价过激的宣传有时会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短期效果,但从长远看。保持少数出于理智而献身的人们的忠诚。比激发一群没有头脑、变幻无常的乌合之众的热情更有价值。后者只要有个什么人搞出点更好的宣传花招马上就会改变态度。然而当体系已濒临崩溃之际,当决定哪种意识形态将在旧世界观破产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后时刻来临时,纠台乌合之众的宣传也可能是必要的。

84、在最后的斗争到来之前,革命者不应指望多数人站在他们一边。历史是由积极坚定的少数人创造的,而不是由多数人决定的,多数人对他们的真正需要有一个清晰一贯的想法。直到即将发动革命的前夕[31],革命者的主要任务都不是赢得大多数人的泛泛支持,而是建立一个由甘愿献身的人们组成的小核心。至于多数人,只要让他们知道新的意识形态的存在并时时提醒就够了。当然,如果能掌握好分寸,既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又不伤害到认真投身的核心层,自然再好不过。

任何社会冲突都有助于导致体制不稳定,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随便鼓励什么冲突。冲突线必须划在大众与工业社会的权力精英(政客、科学家、公司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等)之间,而不应划在革命者与大众之间。如对革命者来说,谴责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很坏的战略。相反,一般美国人应当被描绘成广告和营销业的受害者,是广告和营销业欺骗他去购买大堆并不需要的破烂,而相对于所付出的自由代价来说,这是极其可怜的报偿。两种方式都符合事实。不同之处只是态度:你是归咎于广告业操纵大众,还是归咎于大众允许自已遭到操纵。要避免责备大众。

除了权力精英(掌握技术)与一般大众(技术施加淫威的对象)之间的冲突之外,革命者在鼓励任何其他冲突的时候都必须三思而后行。首先,其他冲突会转移斗争大方向(权力精英与普通人民之间的斗争,技术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其次其他冲突可能会鼓励技术化,因为在这种冲突中,双方都想利用技术压倒对手。这一点在国家的敌对之中有着清楚的体现,在国内民族冲突中也可以看到。如在美国,许多黑人领袖急切希望让黑人挤入技术权力精英层来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权利,希望能够出现更多黑人政府官员、科学家、公司主管等。照这种方式,他们其实是在帮助技术体系同化吸收非裔亚文化。一般地说,应该只支持那些符合权力精英对普通人民、技术对自然这一框架的冲突。

85、但阻止民族冲突的方法不是激进地主张少数民族的权利。相反革命者应该强调,虽然少数民族确实或多或少地处于不利地位,但这种不利地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的真正敌人是工业—技术体系,而在反对这一体系的斗争中民族的区别并不重要.

我们想像的这种革命并不一定非要牵涉一场反对任何政府的武装起义。它可能牵涉也可能不牵涉暴力,它将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它的焦点是技术和经济,不是政治。[32]

很可能革命者甚至应当回避承担政治权力,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直到工业体系被压迫到了危险点,并在大多数人民眼中证实了自己的失败。如,设想某个绿党在选举中赢得了对美国国会的控制。为了避免背叛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将其打折扣,他们就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将经济增长转变为经济缩减。在一般人看来,其结果会是灾难性的:大量失业,商品短缺等。即使能够通过超人般的管理而避免更为恶劣的影响,人们还是要放弃已经上了瘾的奢侈品。不满会增长,绿党会在选举中失败,而革命者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挫折。由于这个原因,革命者不应试图去获取政治权力,直至体制陷入严重的困境,直至人们把任何困难都看作是工业体系自身的失败而不是革命者政策的结果。反对技术的革命多半会是一场由外人发动的革命,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这场革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同步进行,不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进行。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国家——如美国——提出要减慢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的速度,人们就会歇斯底里并开始大叫大嚷。如果我们在技术上落到日本后面,日本就会反超。机器人在上啊!要是日本卖汽车总是比我们多,这地球就会飞出轨道!更为理性的反对意见是,如果相对民主的国家在技术上落在了邪恶独裁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和北朝鲜后面,那么那些独裁者最终将有可能主宰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对工业体系发动总攻击。确实,我们无法确保几乎同时摧毁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体系,甚至可以想像推翻体系的企图反而会导致独裁者主宰体系。但必须冒这个险。这个险也值得冒:比起工业体系与非工业体系之间的差别来,“民主”的工业体系与独裁的工业体系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33] 甚至可以认为,独裁的工业体系更好,因为独裁的工业体系往往没有效率,因而也更容易崩溃。看看古巴就好了。

86、革命者也可以考虑支持促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措施。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关贸总协定,从短期看对环境有害,但从长期看也许是有利的。因为它们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相互的经济依赖。如果世界经济一体化到了任一主要国家的经济崩溃会导致所有工业化国家经济崩溃的程度,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摧毁工业体系就变得容易了。

有些人认为现代人的权力过大,对自然控制过多,他们主张人类应采取更为消极一些的态度。往好里说这些人并未清楚表明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未能区分大型组织的权力与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力。主张放权与消极是错误的,因为人们需要权力。现代人作为一个集合的实体——即工业体系——具有凌驾自然之上的巨大权力,而我们将此看作邪恶。但现代个人及个人组成的小群体的权力比原始人小得多。一般说来,“现代人”在自然之上的巨大权力不是由个人或小群体行使的,而是由大组织行使的。即使一般现代个人能够使用技术的力量,也要受到极大限制并处在体系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干什么都得要许可证,而有证就有规章制度)。个人只能拥有体系选择给他的技术力量。他个人在自然之上的权力是很小的。

原始的个人和小群体实际上有着相当大的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权力;或更为准确地说是拥有存在于自然之内的权力。当原始人需要食物时,他知道如何去寻找和调理可食用的根,知道如何跟踪猎物并用自制的武器猎获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受热、冷、雨、野兽等的侵害。但原始人相对来说很少破坏自然,因为原始社会的集体权力与工业化社会的集体权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87、我们不应主张无力或消极,应主张打破工业体系的权力,而这将大大增加个人和小群体的权力和自由。

在工业体系被彻底破坏之前,摧毁这一体系必须成为革命者的唯一目标。其他目标将会分散注意力和精力。更重要的的是,如果革命者允许自己既有摧毁技术之外的任何其他目标,就会受不住诱惑而把技术用作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如果他们不能抵御这种诱惑,就会正中下怀地落入技术陷阱。现代技术是统一紧密地组织起来的系统,所以要保留某些技术,就必须保留绝大部分技术,因而最后也就只能象征性地牺牲掉一些技术。

假设革命者将社会正义作为一个目标。社会正义不会自发实现,必须强制执行。为了强制执行社会正义,革命者就不得不保留中央组织和控制。为此又会需要快速长距离运输与通讯,因而也需要所有支持运输和通讯系统的技术。为了让穷人吃饱穿暖,他就不得不使用农业和制造业技术等。因此保障社会正义的企图会迫使他们保留绝大部分技术。我们并不反对社会正义,只是认为不应允许它干扰我们推翻技术体系的努力。

革命者要攻击体系就必须使用某些技术,否则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至少必须使用传媒来传播他们的思想。但他们应当只将现代技术用于一个目的,即攻击技术体系。想像酒鬼坐在一桶酒前面。假设他开始对自己说:“喝酒只要不过量就没有坏处。他们说稍喝一点甚至有好处。如果我只喝一小口,这决不会有什么害处。”你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人类和技术在一起恰恰就像酒鬼和一桶酒在一起。

革命者应尽量多生孩子。有切实可信的科学证据表明,对社会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会遗传。这并不是说某种社会观点是一个人的遗传构造的直接结果,在我们的社会背景下,孩子持有的社会观点与其父母类似。究竟观点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幼时训练传承关系其实并不大。

问题在于许多赞同反叛工业体系的人们也十分担忧人口问题,因此其往往只要很少的孩子或不要孩子。这样他们就把世界拱手让给了那些支持或至少是接受工业体系的人们。为确保下一代革命者的力量,这一代革命者必须大量繁殖后代。这样做也许会加重人口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推翻工业体系,因为一旦工业体系没有了,世界人口必然会减少。而如果工业体系幸存下来,它就会继续发展粮食生产技术,使世界人口几乎无限制增长下去

关于革命的战略,我们绝对坚持一点: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是消灭现代技术,任何其他目标都不允许与这个目标竞争。至于其他方面,革命者可以依据经验决定采取具体方法。如果经验表明,前面段落推荐的某些方法效果不佳,那么这些方法就应被弃置一旁。

两种技术

88、有一个反对我们所设想的革命的理由是它必定会失败。贯穿整个历史,技术都是进步的,从未退步过,因此技术退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非事实。

应该区别两种技术,一种我们称为小规模技术,另一种我们称为组织依赖型技术。小规模技术是小社团无需外援就能运用的技术。组织依赖型技术是必须依赖大规模社会组织的技术。就小规模技术而言,确实不存在明显退步的事例。但组织依赖型技术当其所依赖的社会组织崩溃时确实会退步。如,当罗马帝国崩溃时,罗马的小规模技术幸存了下来,因为任何一个心灵手巧的乡村手艺人都能制造诸如水车之类的东西,任何一个技术熟练的铁匠都能用罗马的方法炼钢等。但罗马的组织依赖型技术确实退步了。他们的高架引水渠年久失修且再未重修过,筑路技术也失传了。罗马的城市公共卫生系统被遗忘了,以至于直至相当近代,欧洲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才达到了古代罗马的水平。

89、技术之所以看上去总在不断进步是因为直至工业革命前一两个世纪,大部分技术是小规模技术。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的大部分技术却是组织依赖型技术。以电冰箱为例。离开了工厂制造的零件和后工业时代机器车间的设备,单靠几个本地手艺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出电冰箱的。即使奇迹发生,真造出一个来,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个电冰箱也没什么用。于是他们就得在河上筑坝,并造一个发电机。发电机需要大量的铜线。能够想像不用现代机械造出这些铜线吗?而且到哪去找冷却用气体呢?建个冰窖要容易得多,也可以用干燥或腌溃的方法来保存食物,电冰箱发明前,人们就是用这些方法。

可见,假如工业体系彻底崩溃,冰箱技术就会很快失传。其他组织依赖型技术也一样。而只要这种技术失传一代人,重新开发它就需要几个世纪,就像第一次开发时需要几个世纪一样。残留下来的技术书籍将稀少而四散。一个工业社会,如果要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建设,就必须经过许多个阶段:你需要工具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 一个很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进步的过程是不可少的,而且,即使没有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人会对重建工业化社会感兴趣。对“进步”的热情是现代社会形态的特殊现象,在大约十七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90、在中世纪,有四大文明几乎同样“先进”:欧洲、伊斯兰世界、印度和远东(中日本朝)。其中三个多多少少保持了稳定,只有欧洲始终处于动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欧洲处于动态,历史学家们有他们的理论,但仅仅是猜测。无论如何,走向技术社会形态的快速发展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现象。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此没有理由相信持久的技术退步不会发生。社会最终会不会再向工业-技术形态发展?也许,但担心这一点毫无意义,我们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500或1000年后的事情。那些问题应由那个时代的人们去处理。

左派的危险

91、因为左派需要反叛与参加运动,他们以及类似心理类型的人往往为反叛或行动主义的运动所吸引,即使这些运动原本的目标和成员都不是左派。由此而产生的左派大量涌入会很容易就把一个非左派运动变成左派运动,因而左派的目标将会替代或歪曲该运动原来的目标。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一个弘扬自然并反对技术的运动必须采取坚决的反对左派立场并避免与左派进行任何合作。左派从长远看与野生自然、人类自由和消灭现代技术都是相悖的。左派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寻求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两者)捆绑到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这就意味着要由有组织的社会来管理自然和人的生活,而这就需要技术。离开了快速运输和通迅,就不可能有统一的世界,离开了先进的心理学技术,就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离开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就不可能有“计划的社会”。尤其是左派受权力欲所驱使,且通过认同于一个群众运动或一个组织以集体为基础谋求权力,左派极不可能放弃技术,因为技术对于集体权力来说太宝贵了。

92、无政府主义者 [34] 也谋求权力,但那是以个人或小群体为基础的;他要让个人或小群体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他反对技术,因为技术使小群体依赖于大组织。

93、一些左派看上去似乎反对技术,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体系外的人,而技术体系是由非左派控制的。如果左派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从而技术体系变成了左派手中的工具,就会热情地使用它,促进它的成长。这样就会重复左派在过去一再显现的模式。当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位于体系外的时候,他们起劲地反对新闻检查和秘密警察,支待少数民族自决权等;一旦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权,他们却实施了比任何沙皇都更严厉的新闻检查,创建了比任何沙皇都更残酷的秘密警察,而且压迫少数民族也毫不逊于任何沙皇。在美国,几十年前左派在大学里还是少数时,左派教授们起劲地鼓吹学术自由,如今大多数大学里左派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却表明随时准备剥夺他人的学术自由。左派与技术的关系也是一样;只要他们控制了技术,就会利用它去压迫别人。

在过去的革命中,最为权力饥渴的左派反复先与非左派革命者和比较有自由派倾向的左派合作,然后再欺骗他们,以便自己攫取权力。在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是这样做的,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是这样做的,1938年的西班牙共产党人是这徉做的,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也是这样做的。回顾左派过去的历史,非左派革命者与左派合作乃是最愚蠢不过的事。

94、许多思想家都曾指出,左派思想是一种宗教。左派思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左派的学说不假定任何超自然事物的存在。但对左派人士来说,左派思想所起的心理学作用和宗教对某些人所起的作用十分相像。左派人士需要信仰左派思想;这在他的心理经济学中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他的信仰不会轻易被逻辑或事实改变。他深深地相信左派在道德上真正正确,而他不仅有权力而且有责任将左派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许多我们指称为“左派”的人并不自认为左派,也不将其信仰系统描述成左派思想。使用“左派”这个术语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词汇来标识包括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政治正确性等运动的一整套相关的信条,也是因为这些运动与老左派有着亲缘关系)

左派是极权主义力量。无论左派在什么地方掌握了权力,它都往往会侵入每一个私人领域并强行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改造成为左派。这部分地是由于左派的准宗教性质。任何与左派信仰相悖的东西都代表罪孽。左派成为一股极权主义力量的更重要原因是左派的权力欲。左派寻求通过认同于一个社会运动来满足白己的权力欲,并试图通过参与追求和实现该运动的目标来体验权力过程。但无论该运动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获得了多大的成功,左派都不会满足,因为他的行动主义是一种替代性活动。这是指左派的真实动机并非是实现左派表面上追求的目标,而是他可以通过追求实现某个社会目标而获得权力感 [35]。

因此,左派决不会满足于已实现的目标。他对权力过程的追求将永远引导他扑向某些新的目标。左派要求少数民族的平等机会。当这实现了之后,他又要求少数民族的成就在统计上的平等。只要任何人在其思想深处还藏有对某个少数民族的负面看法,左派就要对他实行再教育。而且少数民族还不够,任何人也不允许对同性恋、残疾人,胖子、老人、丑人等持有负面看法。告诉公众吸烟的危害还不够;还必须把警告印在每一盒香烟上。然后香烟广告即使未被禁止也受到了限制。香烟一天不禁止,行动主义者们就一天不满意,而在此之后会是酒,然后又是不良食品等。行动主义者们反对儿童虐待,这是合理的,但现在他们要完全禁止打屁股。当他们实现这一点之后,又要禁止其它他们认为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完全控制儿童的养育习俗之前,他们是不会满足的,而后又将向另一个问题下手。

95、假定你叫左派列一张表,写上所有社会上不正确的东西,然后假定你实行了其要求的每一个社会变化。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不出几年,大多数左派又会发现某些新的东西要抱怨,某些新的社会“邪恶”要纠正。因为,左派的动机不是对社会弊病的忧患,而是把他的解决办法强加给社会以满足权力欲的需要.

由于其高度社会化水平对其思想和行为的限制,许多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不能以其他人的方式追求权力。对他们来说,权力欲在道德上只有一个可接受的宣泄口,就是将其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

左派,特别是过度社会化的左派,是Eric Hoffer所著《真正的信仰者》一书中所谓的真正的信仰者。但不是所有真正有信仰的人都与左派是同一个心理类型。如,纳粹的真正信徒多半在心理上与左派是十分不同的。由于能够一心一意地献身于某种事业,真正的信徒对任何革命运动都是有用且多半必不可少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必须承认不知如何处理的问题。我们不知如何将真正信徒的能量用于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只能说,除非一个真正的信徒执着一念地献身于摧毁技术,否则革命运动吸收他将是不安全的。如果他还献身于其他理想。他就很可能要利用技术去实现那个理想。

96、有些读者会说“这些关于左派的话都是一派胡言。我认识约翰和珍妮,他们都是左派,而他们没有任何极权主义倾向。”确买许多左派——从数字上看多半还是大多数——是正派人,他们真诚地相信应该宽容其他人的价值观,而且不想用高压手段来实现其社会目标。我们对左派的评论并不意味着适用于每一个左派个人,而是描述左派作为一个运动的一般特性。而一个运动的一般特性并不一定由卷入这个运动的各式各样的人们的数量比例所决定。

那些在左派运动中上升到掌权位置的人多半是最权力饥渴型的左派,因为权力饥渴型的人才是最努力奋斗以求跻身权力层的人。一旦权力饥渴型的人攫取了运动的控制权,虽然有许多温和厚道的左派在内心中会不赞同领导人的行动,但他们也不会起来反对。他们需要信仰他们的运动,而因为不能放弃这个信仰,所以只能跟着他们的领导人走。确实,某些左派有胆量反对出现的极权主义倾向,但一般会失败,因为权力饥渴类型的人组织得更好,更残酷无情,更马基雅维利,并己经为自己建立了强大的权力基础。

98、这些现象在俄国和其他被左派夺取了政权的国家曾十分明显地出现过。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之前,西方的左派很少批评那个国家。如果盯住问,他们会承认苏联做了许多错事,但然后就会替共产党找借口并开始谈论西方的毛病。他们总是反对西方对共产党的侵略进行军事抵杭。全世界的左派都起劲地抗议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就都不说话了。他们并不是赞同苏联的行动,而是由于其左派信仰,使他们实在没法让自己反对共产主义。今天,在那些“政治正确性”占了主导地位的大学里,多半也有许多左派私下里并不赞同压制学术自由,但无论如何都跟着走。

因此,尽管许多左派个人确实性情温和且颇为宽容,绝不意味着整体上的左派运动能够免于集权主义倾向。

99、我们对左派主义的讨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对“左派主义者”的定义依旧远未明晰。如今左派主义已经分裂成了一系列的运动。然而并非所有的运动者都是左派主义者。而且有些运动(如极端环保主义)中似乎既包含了左派主义者,也包含了彻底的非左派主义者,而后者原本应当更为明智一些,而不是与左派主义者合作。左派主义者的种类逐渐隐入了非左派主义者的分类中,在确定某人是不是左派主义者时也经常犯难。如果说左派主义者还有个定义的话,我们仅能建议读者运用自己的判断来确定谁才是左派主义者。

但为了诊断左派主义而列举一批标准将会很有好处。这些标准不能机械地加以应用。有些不是左派主义者的个人或许也会符合某几条标准,还有些左派主义者或许一条标准也不符合。读者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100、左派主义者追求大规模集体主义。他强调个人服务社会的义务与社会照料个人的义务,对个人主义持负面看法,经常采取说教的口吻,倾向于支持枪支管制、性教育与其他心理“启蒙”教育方式、国家计划、平权运动及文化多元主义。他倾向于认同被害者,倾向于反对竞争与暴力,但也经常为使用暴力的左派主义者进行开脱。他惯于使用左派的常用语,如“种族主义”、“性歧视主义”、“恐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社会变革”、“社会正义”及“社会责任”。或许一位左派主义者的最明显诊断特征就是他倾向于同情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少数族裔权益、残疾人权益、动物权益以及政治正确。任何强烈同情上述所有运动的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位左派主义者。[36]

101、人们经常将傲慢或者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当做更为危险的左派主义者的特征,即最为渴望权力的那部分人。但最为危险的左派主义者往往都是过度社会化的人,他们从不咄咄逼人令人气恼,也从不公开宣扬左派主义,而是安静且不动声色地推动集体主义价值观、将儿童社会化的“启蒙”心理技巧、个人对体系的依赖及其他种种。这些隐蔽左派主义者在实际作为方面与某些小资产阶级份子很接近,但在心理、意识形态与动机方面都不相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试图将民众置于体系控制之下,从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仅仅是因为他的态度很传统。隐蔽左派主义者试图将民众置于体系控制之下,因为他当真相信集体主义价值观。隐蔽左派主义者与一般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的叛逆冲动较弱且社会化程度更巩固。他与一般社会化程度相当的小资产阶级的却别在于他内心存在着深刻的缺失,使他必须投身于某项事业并融入某个集体。或许他的(高度升华的)权欲比一般小资产阶级要高。

最后的话

102、在全文中,我们进行了不精确的陈述以及应附带各种限定条件与保留的陈述,其中有些可能是错的。信息的不充分和简明的需要使得我们不可能更准确地系统阐述我们的断言或者列出所有必要的限制。而且这类讨论是要依靠直觉判断的。故我们承认这篇文章表达的只是极为粗陋的近似真理。

尽管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此勾画的轮廓大致正确。我们把现代形态的左派描述成为了我们所属时代的特殊现象,一种因权力过程受到打断而产生的症状。但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很可能错了。试图将自己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而满足其权力欲的过度社会化类型肯定很早就存在了。但我们认为自卑感、缺乏自尊、无力感、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受害者等症状起到决定性作用是现代左派独有的特点。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于受害者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左派和早期基督教中看到,但据我们所知,缺乏自尊等症状在上述运动及任何其他运动中,都不像在现代左派中那么明显。但我们并不能自信地断言,在现代左派之前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运动。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