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的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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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市,有个叫德特里克堡的地方。

这里有个神秘的基地,基地大门外的警卫对所有进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着十分严格的检查。在这个基地里,有一幢很奇特的建筑物,几乎没有一个窗户。这栋楼由混凝土和黄砖砌成,占地近十英亩。

屋顶上竖着一个高大的通风管,这个通风管里排出的废气,可不是一般的气体。很可能是从一个4级防护(P4)密闭生物实验室里泵出后再过滤的废气。

因为,这里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简称 USAMRIID),是美国境内四个拥有已经建成的P4实验室的单位之一。而这个实验室研究的病毒都是高致命性的,例如埃博拉、黑死病、鼠疫等等。

2019年,这里发生危险的泄漏事故……

所以说,这个P4实验室不简单!

先说说P4实验室是干啥的吧。

P4实验室的全称是“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P”是代表英文Protect。目前世界上将生物实验室分为4个等级,简称P1、P2、P3、P4,按照安全系数分级,数字越大安全系数越高。P4实验室是生物安全最高等级。

要知道,17年前肆虐全球的非典(SARS)病毒危险等级,也才是三级。

P4实验室主要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如埃博拉、天花、炭疽、鼠疫、HIV等,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所以,就要求这种实验室必须有效阻止传染性病原体释放到环境中,同时为研究人员提供安全保证。

按照国际惯例,只有在P4实验室才能对埃博拉等烈性病毒进行研究。对新发现的病毒,也应该首先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确定。

而对于USAMRIID,其拥有的美国军方唯一的P4实验室,肩负的使命主要是医学防护。研究所负责开发各种手段,保护士兵不受生物武器和天然传染病的侵害,专攻领域是药物、疫苗和生物防护。

这个研究所总有许多项目在同时开展,例如研发针对炭疽或肉毒杆菌等各种细菌的疫苗,研究有可能以天然疾病或战地武器方式,侵袭美军士兵的各类病毒。

二战期间,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实验室开始研制攻击性生物武器,例如试图开发致命的细菌和病毒毒株,装进炸弹投向敌方。

1969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命令,禁止在美国境内研发攻击性生物武器。从那以后,美国陆军的各个实验室转为和平用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也因此创立。它致力于研发保护性疫苗,集中精力研究控制致命微生物的手段。

简单说,就是探索如何阻断恐怖病毒在人类中,点燃爆发性致命传染的链条。

虽然这是美国陆军下属的研究所,也是军方的P4生物实验室,但是因为很多项目跟民间息息相关,而且项目的经费来源有不少也是从政府划拨,所以在业务上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CDC)对这个实验室有指导权。

去年11月23日,弗雷德里克当地的《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就披露了这个神秘的美国军方P4生物实验室,发生了两起泄漏事故的经过。

两起泄漏事故

2019年7月到8月,这个美国陆军P4生物实验室内部报告了两次泄漏,导致美国疾控中心在迅速实施现场检查和评估后,第一时间停止了该实验室的高级研究项目。

由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2019年11月22日对外宣布,“将在有限范围内重新开始P4实验室的运作”,但是重新运行需要向相关部门提交整改报告,这才让泄漏事件的更多细节得以浮出水面。

《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根据美国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类似信息公开法),要求获得一份关于泄漏事故调查结果报告,其中详细列出了CDC调查期间发现的一些情况和泄漏导致的后果,以及当时USAMRIID内部报告泄漏问题的员工所观察到的情况。

报告称,USAMRIID向美国CDC报告的这两起泄漏事件表明,这个军方P4生物实验室未能“实施和保持足够的控制程序,以控制特殊的制剂或毒素”。泄漏事故是生物安全等级为3和4的实验室在操作中造成的,这种实验室需要特殊的保护设备、空气流量和标准操作程序。

由于在“联邦特殊制剂项目”下,根据特殊制剂泄漏导致的警报信号做出了防控响应措施,目前还不清楚这两次泄漏事件造成的后果。

USAMRIID研究所的负责人达林·考克斯上校(Col. E. Darrin Cox)实际上在2019年7月底才上任。他说,“违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虽然有漏洞,但是幸好没有暴露,也没有人接触过任何制剂或毒素。

据称,当这些违规操作的行为被报告后,USAMRIID当时的负责人下令停止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以便工作人员可以进行安全检查,进行补救防护。

而据《华盛顿邮报》之前的报道,美国CDC在2019年6月对USAMRIID就进行过一次检查,这是包括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在内的“标准规定”的一部分。CDC在2019年7月12日发出了一封对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表示关注的信件,随后在7月15发出了停止实验活动的信函。

不久之后,USAMRIID在美国联邦“特殊制剂”项目(Federal Select Agent Program)的注册资格被暂停,该项目负责监管特殊制剂和病毒毒素,比如埃博拉病毒或导致鼠疫的细菌。当时,USAMRIID正在研究埃博拉病毒,以及会导致鼠疫和委内瑞拉马脑炎的病原体。

问题出在哪?

美国疾控中心在其检查结果中指出,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起码有六处违反了处理特殊制剂和毒素的联邦法规。而这六处中,有一个是两次违规。

另一个违规之处是,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未能系统地实施生物安全和遏制程序。在一个案例中,工作人员故意打开高压舱室的门,与此同时员工则负责清除生物危害废物。

报告称:“这种错误操作,增加了从房间流出的受污染空气被吸入高压舱室的风险,在高压舱室里,工作人员不能戴呼吸保护装置。”

报告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经过了修改,以防止报告的泄漏或对特定注册人员的查看可能危及公众健康或安全。

考克斯说,把高压舱室的门撑开已经构成一起“事故”,而不是一起违规事件。美国疾控中心在检查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把门撑开的人并没有恶意。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公然藐视规则,”考克斯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合理的。但事实上,它仍然不符合标准操作程序。”

根据检查报告可以发现,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还发生了类似性质的其他“事故”,这导致美国疾控中心认定,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存在系统性误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疾控中心要求USAMRIID研究所确保对人员的培训工作。考克斯说,根据“停止和终止令”,研究所对内部的培训工作进行了审核、验证以确保工作正常,并对员工也进行了新的培训并考核。这个制度将继续下去,以确保严格的培训工作一直开展下去。

另外,还有一个存在问题的地方,是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的废水净化系统。根据之前的新闻报道,在2018年5月该系统受损后,实验室一直未能成功改善其排污系统。

“停止并终止令”自动将该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从联邦“特殊制剂”项目的注册名单中除名,该项目授予特殊许可,准许做这类研究和拥有致病物质,要重新取得许可,实验室需改善其排污程序及系统。

这并非美军第一次泄漏事件。

二战结束之后,美军通过赦免臭名昭著的原731部队相关人员,获取了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在之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悍然对志愿军和我国内人民使用了细菌武器,给我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李奇微也由此获得了“细菌将军”的称号。 当年志愿军曾戴上防毒面具和美军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军仍没有停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研制,直到1968年3月14日,一起令全美国为之震惊的泄露事件,终于将美军暗中研制生化武器的事公之于众。 这天清晨,犹他州骷髅谷的警察吉莱特去上班的路上,发现山坡上密密麻麻的躺满了绵羊的尸体。接下来的几天,越来越多的绵羊患上了怪病:它们走路的时候头抬不起来,重心偏向身体的一侧,甚至原地打转,然后倒地死去。不到一周时间,6000多只绵羊就这样死去,这引起了当地人极大的恐慌。 造成绵羊大量死亡的就是《勇闯夺命岛》中的VC毒剂。当地人很快就搞清楚了原因,附近的达韦格实验室发生了毒气泄露,这就是大名鼎鼎的VX神经毒剂。没错,就是电影《勇闯夺命岛》中那个绿油油的毒气导弹。但真正的VX却是无色无味的液体,一滴水的剂量就可以杀死一名成年人。 庆幸的是,这次的毒气只杀死了绵羊,没有伤害到人类,但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有下一次。绵羊事件将美国推上了风口浪尖,迫于压力,尼克松下令,任何研究机构均不得在美国境内研制攻击性的生物化学武器,犹他州、马里兰州、阿拉巴马州的一些实验室要么关门,要么转为民用。

还有,在去年,曾有一本关于莱姆病(Lyme disease)的新书《叮咬》(Bitten,暂译)透露,莱姆病这种由蜱虫叮咬传播的疾病于美国流行,为就是因为德特里克堡的USAMRIID生物战争研究人员数十年前无意中把细菌外泄引起的灾难。

同样是在去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剧《血疫》,围绕的内容主线就是USAMRIID的P4生物实验室在处理100只从菲律宾进口的食蟹猴中,因轻视埃博拉病毒存在,而导致了病毒泄漏、感染的重大事件。

SARS病毒也曾泄漏

当然,这种实验室病毒泄漏、意外感染事故在美国之外的一些地方都有发生。

《中国科学报》2014年7月25日第14版的一篇文章报道,2003年9月,由于不当的实验程序导致西尼罗病毒样本与SARS冠状病毒在实验室里交叉感染,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27岁的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

当年9月底,新加坡环境部长林瑞生就环境卫生研究院实验室发生的SARS感染事件,向新加坡人民致歉。林瑞生说:“环境卫生研究院必须承担责任,国家环境局也必须承担责任。因为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的实验室的确是不够安全。”

2003年12月,台军方预防医学研究所44岁的詹姓中校,因在处理实验室运输舱外泄废弃物过程中操作疏忽染上SARS。台湾科学委员会随即作出决议指出,詹中校违反了SARS项目研究计划的“实验室安全准则规范”,被给予不得申请研究计划经费的处分。

因此,美国这次P4实验室的泄漏案例非同寻常,这个事情没有结束,反而辗转成为了一只可以超越2008和1987,或可比肩1929的超级黑天鹅。

二、

前面说了,在去年7月和8月的泄露事故发生后,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CDC)对该实验室进行了调查,并责令实验室暂停运作。

但仅仅三个月后,USAMRIID就向包括CDC在内的相关部门提交申请,要求重新开始运作,报告中还附上了实验室的整改方案。

这个做法显然激怒了CDC,他们向媒体披露,UDAMRIID去年并不是只发生了这两次泄露事故,前8个月共出现6次错误操作,最后两次尤其严重。

之前的4次事故虽然没有引起有毒物质泄露,但却险些导致内部工作人员被病菌感染。 ​

USAMRIID负责人考克斯(COX)上校继续如掩饰,说什么实验室管理上是存在一些漏洞,但没有人因此染病或中毒。

但是实际上,后两次泄露事故非常严重,基地内所有的研究项目全部停止,所有人员接受了全方位检查,并且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剥夺了德特里克堡基地对包括埃博拉、天花和炭疽等高致命性病毒研究的“特许代理人”许可证。

这让附近的美国居民感到十分紧张。

病毒泄露,无色无味,无处不在,又无法躲藏,实在是世纪大恐怖啊。

对外,华盛顿依旧掩盖,宣称这个美国最大的生化武器基地,因为地下废水泄露严重污染了水源,所以要紧急关闭!

而同一时期,CNN报道当地出现,多例不明肺炎。

然后,人们又发现,早在2019年10月18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就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在纽约主办了一场名为案件201的瘟疫预演,总共汇集了15名各国政商医届的核心人物。

据说预演的目的是一旦发生新冠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美国和其它国家该如何应对?

而参加的人员中,赫然有CIA的前副局长艾薇儿·海恩斯。

接着,这一年的大流感季来了,造成上万人死亡,尤其是患者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年轻人的占比大幅上升,但华府依然轻描淡写的声称可防可控,不足为患,还就是司空见惯普通感冒而已。

人们还发现华府官员对发生在中国的疫情很是警惕,尤其是在武汉宣布封城的时候,华盛顿第一个跳出来从武汉撤侨。

甚至还宣布拒绝中国公民以及到过武汉的所有外国人入境。

更骇人的是,2月初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竟然宣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的生化武器,还要求美国政府立刻封杀中国,并要求所有美国人逃离中国。

随后,更有华尔街日报刊登大幅文章声称中国是“东亚病夫”!

很多人为之侧目,种族歧视的言论让人不齿,更何况还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媒体。

蓬佩奥却显得异常兴奋,时不时的在国际场合力撑华尔街日报。

恰在此时,美国的一女士突然爆出惊天猛料!

其家人在1月8号死亡,医院告诉她们死因是流感,但是她拿到其家人的死亡证明时,却大吃一惊,其姐姐的死亡证明上却明明写着死亡原因之一是因为冠状病毒。重重的一个耳光!

中国1月8号冠状病毒刚刚在武汉爆发!但美国已经出现死亡病例!

这还不算啥,下面是更让人神共愤的:

身为一名华盛顿大学传染病学助理教授,Helen Y. Chu可能从未想到,她会体验到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之后,时任FBI副局长Mark Felt内心的煎熬。

同样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于拥有多年间谍经验的Mark Felt和一直在象牙塔里从事学术研究的医学博士Helen Y. Chu而言,说出惊人的真相都意味着付出巨大的勇气和承担极大的风险。

不同的是,Mark Felt将他“深喉”身份的秘密恪守了30多年,而Helen Y. Chu的事迹曝光于众还不到3个月。

Mark Felt吐露的“水门事件”真相是美国政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Helen Y. Chu的行为则是美国乃至世界流行病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抛开因为偏执狂而成为驰名双标,《纽约时报》在对美国国内的报道,还算比较客观的,其一篇文章,揭开了Helen Y. Chu及其对于流感与新冠病毒的研究,是如何

在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体制中,克服重重阻力,最终使卫生部门认识到失误,继而采取行动抵抗病毒扩散的故事。

出师不利

Helen Y. Chu与新冠病毒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偶然。

从2012年起,Helen Y. Chu就在华盛顿大学从事流行病学、过敏等相关病症的研究工作。过去几个月以来,她和她的团队一直都在为了研究流感而采集当地有流感症状的居民那里收集鼻腔分泌物。

她所在的地区是华盛顿州港口城市西雅图————这里正是美国第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居住地。

或许,Helen Y. Chu最初未曾料到华盛顿州会在短短两个月之后确诊病例暴增,成为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Helen Y. Chu和她的团队也注意到了本地发生新冠肺炎的案例。他们一直想改变他们实验室的检测目的,从检测流感病毒转为检测新冠病毒。

然而,想要转变实验室的检测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Helen Y. Chu和她的团队需要获得华盛顿州和联邦政府的批准。

事情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纽约时报》的采访报道写道,Helen Y. Chu跑遍了相关部门,但她所到之处,所有官员们都拒绝了她的申请。

官员们拒绝的理由包括:Helen Y. Chu的实验室是研究性质,没有获得临床研究工作认证,获得这一认证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而且,实验室也没有得到研究对象的明确许可来检测新冠病毒。

这样的开局让Helen Y. Chu倍感挫败: 我们就像是坐着等待一场大规模流行病到来一样。我们有能力提供帮助,但我们却什么也做不了。

为什么Helen Y. Chu的实验室想检测新冠病毒这么难?

首先是美国病毒检测的制度。

美国采取的是一套集中管理卫生事业的制度,主要由CDC完成核酸检测程序,各地实验室需要获得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才能获得病毒检测资质。这一资质还有严格的涉及范围。

相比之下,德国则采取分散式实验室管理制度,只要有执照,任何实验室都能检测病毒,而且所有实验室地位平等。

而且,各地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在进行完核酸检测之后,还要把绝大多数样本送往位于乔治亚州城市亚特兰大的CDC总部进行二次检测。 送去CDC总部进行检测的样本也不是100%会被检测,而是要先排查,看其是否符合检测标准,然后才能正式获得批准接受检测。

那位来自西雅图的“1号确诊病例”虽然去过武汉,但一开始却因为没能满足CDC严格的检测标准而被拒之门外。所幸,华盛顿州卫生系统官员对他担忧不已,经过一番施压和沟通之后,CDC终于同意这位男子接受检测————结果证实为阳性。

美国第一例“感染路径不明”的全国第15号病例也曾因为最初达不到CDC的排查标准,而在等待数日之后才获准检测。又等了3天,检测结果才出炉,继而确诊。

在这种情况下,启动针对全国公民的快速病毒测试变得相当困难。

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病毒专家Christian Drosten认为,集中管理实验室的国家,可能损失了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

一直到2月28日,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才动用自由裁量权,紧急宣布“允许某些实验室在资质审核通过前开始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此外,政府官员们以未获得研究对象的许可为由拒绝Helen Y. Chu的实验室检测新冠病毒的理由也很贴合实际:这种检测的费用政府并不支付,而自费账单高达几千美元。直到3月3日,美国政府才宣布将新冠病毒检测纳入医保。 就这样,貌似在这样的体制下,美国在疫情爆发早期,错过了大范围检测的关键机会。(实际上根本不是,人为的祸国殃民,让制度成了背锅侠而已)

冒险行动

2月25日,也就是FDA紧急允许一部分无资质实验室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三天之前,Helen Y. Chu和她的同事们坐不住了。 他们无法忍受继续等待,因为病毒也没有等待他们的实验室获得批准,已经在持续扩散了。

Helen Y. Chu团队决定行动,他们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始检测新冠病毒。 鉴于美国严格的法律法规要求,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冒险。

就在就在他们开始检测之后几天,华盛顿州监管机构要求Helen Y. Chu的实验室完全停止检测。 由于检测工作严重不到位,全美各地方政府只能在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开展疫情防护工作。当时,这种尚未被发现的危机已经导致感染人数呈现指数级增长。

最初的检测结果就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当地一名近期内没有出行经历的青少年被检测为阳性。

这表明,新型冠状病毒早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了,但却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当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时,Helen Y. Chu说: 它(病毒)在那段时间肯定是已经存在了。它已经无处不在。

道德困境

在阳性检测结果出现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我们被允许做的事情就是不让别人知道,”Helen Y. Chu说。 她紧接着就补充说:“但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做的是告知公共卫生部门。”随后,他们将结果通知了当地卫生官员。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当天晚些时候,西雅图卫生部门官员与FDA的调查人员开会讨论这个青少年病例。

会议结束之后,官员们电话通知Helen Y. Chu团队,明确要求他们停止检测。

尽管如此,这一令人不安的发现依然改变了政府官员们对疫情的理解。 西雅图流感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很快对这种病毒的基因组进行了排序,发现在美国首例确诊病例中也出现了基因变异。

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很有可能至少已经在社区内悄无声息地传播了大约六周,数百人可能已被感染。 官员们对疫情扩散的担忧反而解救了Helen Y. Chu的实验室。

就在被勒令停止病毒检测的第二天,官员们又给他们打了电话。这一次,态度有所缓和,他们允许实验室开展临床性病毒检测,汇报未来的检测出的病例。同时,他们需要把检测结果及时报告给当地卫生部门。

3月2日,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流感研究机构审查委员会认定,研究人员在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进行检测、不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结果是不道德的。

从那时起,Helen Y. Chu的实验室发现并报告了许多其他病例,所有病例均已得到确认。

这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说,相信他们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这种病毒是更早地感染了人类,如果当初允许他们进行检测,他们本可以更早地通知有关部门。

然而几天之后,执行医疗保险规定的华盛顿州监管机构介入此事,再次要求Helen Y. Chu团队停止病毒检测工作,直到完成临床实验室的认证————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对于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Helen Y. Chu现在反而能够理解官员们了。她说,现在回想起来,她明白为什么过去几周实验室一直遇到来自监管层的阻碍。

这些保护措施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你想要保护人类,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去做事。

不过,她并不后悔团队成员们所做的一切,虽然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突破繁文缛节才能够在疫情爆发时挽救生命这一点仍令人沮丧。 我想,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批评的声音

很明显,病毒的传播速度比FDA审批Helen Y. Chu的实验室转变检测目标的速度快多了。 在短短数周时间里,病毒已经导致西雅图地区20多人死亡。到今天为止,美国的确诊病例数量超过了1000名人,感染者遍布38个州,总计31人死亡,死亡率3%。

上周五,CDC主任Robert R. Redfield博士才表态说:“迅速采取行动对抗击疫情至关重要。时间才是关键。”

《纽约时报》评论称: 西雅图的流感研究表明,在其他国家更早、更快地开展病毒检测之时,那些旨在保护隐私和健康的现行法规和繁文缛节却阻碍了美国全国性检测的快速推广。

貌似,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

实际上呢?川普如果想灵活应对,尤其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健康,谁又能挡得住?

那打压美国这位又发哨又吹哨的英雄,其真正原因是?

“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虽然是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但敌对双方都没有使用化学武器。” 这是2018年时,美驻华使馆微博发的一段话。

这句看上去甚为平淡的表述,却是对历史真相的抹杀!

打败日本后,美国和日本又签署了镰仓协议,聘请日本陆军中将、医学博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731部队)石井四郎,为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顾问,还将那里的一栋研究大楼命名为731,供其使用。在美国的帮助下,石井四郎顺利逃过了国际法庭的审判,活到1959年。

731就不多说了,美军实战中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生化武器是前科累累的!在抗美援朝中,志愿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李湘军长,就是直接被丧尽天良的美军生化武器所伤!

所以,美国政府一本正经说谎的时候太多了!

例如这次,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刻意隐瞒报?

一,怕引发恐慌,出现囤积和哄抢,甚至是失控后的暴力火拼

面对疫情,美国政府捂着不说的原因之一就是怕引发恐慌,出现囤积和哄抢,甚至是失控后的暴力火拼。美国人可不像那谁家的人一样,政府一声令下,全民闭门不出,绝大部分人自觉自我隔离。美国政府没这样的影响力、号召力和亲和力,美国民众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左手拿选票,右手握枪,选票说不动美国政客,民众就会抄枪相互“说话” 美国不少民众是清楚的,政府是利益集团的议事机构和工具,关键时期政客就是利益集团的狗,根本靠不住,尤其是灾难来了的时候。凡事得靠自已,想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及财产,徒手肯定不行,没有枪,没有充足的火力,一切都是空谈。

尽管美国政府在努力地掩盖,但不少美国百姓早就开始抢购生活物资,除了生活物资,他们也采购了更多的枪支弹药。美国的一爷们儿说:我不担心自己的食物供给不足,我担心的是我的火力不足。美国的一娘们儿说:灾难来了,想不被抢劫和强奸吗?那就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火力吧!

美国人自己说的,你根本不能确定暴徒和病毒谁先到,所以准备足够多的枪支弹药是明智的,也是必须的。受民众囤积枪支弹药影响,美国的枪店生意火爆,枪支弹药的销售几天内爆增,增长比例甚至超过100%。美国的步枪协会这次又会赚得盆满钵满。

这还是在美国政府竭力掩饰和淡化疫情的情况下,如果公开Y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和结果呢?恐怕美国政府更没时间和精力去抗疫,光刑事犯罪案就够官员们忙的了。

二,关键时刻,必须对主人负责,保护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

不只美国,包括其它西方国家,整体上对Y情的应对都不怎么上心,不是慢慢腾腾的检测,就是官员不停地撒谎掩盖Y情,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在议会里议员们集体批评、排斥和攻击个别带口罩的议员的场景。为什么? 因为上边已经提到了,跟美国一样,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官员的服务对象是利益集团和资本家,不是民众。公布和积极应对Y情,隔离民众,没人上班,谁给资本家打工?从哪榨取利润?东西卖不出或产品没人消费,谁来保证资本家的收益?引发恐慌情绪,导致股票下跌,市值蒸发,利益集团的这损失谁来补偿?

等等吧,问题很多,一发就是不可收拾的后果,利益集团和资本家把政客们放到台面上就是为了让他们帮自己获利的,不是让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讨好和照顾民众的。公布和积极应对Y情明显利于民众,不利于资本家和他们背后的利益集团,所以西方各国政府和政客只能卖力地表演,竭力掩盖Y情,尽可能地忽悠民众。 具体到美国,经济(金融)维稳已成了压倒一切,重中之重的任务,不能因为新冠重创了美国的股市。

为了稳住美国的金融市场,特朗普政府只能用“不诊断、不统计”和混淆NPCY情与流感的手段来不断地掩盖瞒报,欺骗全世界。

美股刚刚经历了事实上暴跌,撒谎显得更加急迫和紧要。如果美股崩了盘,美国总统大选能否照常进行,特朗普的总统连任能否实现等等这些已经不是问题的主要,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大概率会陷入内部动荡,所以利益集团要求特朗普政府必须维持住美国股市,稳住美国的金融市场。所以别说特朗普们了,就连CDC也得跟着一起撒谎。

三,等着我们倒下,分食了我们后,什么病毒都能消灭,什么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美国(西方)之所以集体消极应对NCPY情,最初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等着要看我们的笑话,等着我们生产停顿,经济瘫痪,产业转移,资金出逃,然后美国(西方)坐等得利,甚至在等着准备“分食”我们。 大家也看到了,疫情刚爆发时,西方国家要么冷眼旁观,要么跟随美国对那谁家一起落井下石,施以援手的是极少数。 很遗憾,人算不如天算,美国(西方)的美梦没有成真,恶梦却很快降临。

我们的反应和应付手段异常强悍,一个月左右时间不但扛了过来,还基本把病毒死困在一个地方,正在进行最后的歼灭战。 现在不但控制住了,还腾出手帮助其它国家。

美国(西方)预想的局面没有到来,自己反而陷入麻烦,现在被弄得焦头烂额。

最令美国(西方)伤心失望的,可能还是我们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而是在去年一年已有数千亿美元国际资金涌入那谁家的情况下,今年资金涌入的势头还在继续,尤其是这段期间更是有增无减,大约有1到2万亿美元的资金和数千吨黄金将在未来五年内进入中国。

海外聪明资金等投资者们,更是一边倒地看好我们的债市,他们一边阶段性抛售美债,一边却在增加我们本币债券的持有量,近一个多月债券交易的净购买金额超过500亿元。

可以说,做空美股已经开始成为趋势!

其实,像高盛这类空军司令们,早就下手了!

美东时间2019年11月27日周三下午,黄金市场出现了一笔175万美元的看涨交易,押注金价在2021年6月将涨至4000美元高位。

同样在该时间,美股纳斯达克指数28119点,距离最高点29568还能涨5%,距离2020年3月的飞流直下三千尺还有不到两个半月。

如果这175万美元资本来自美股,那么这次操盘可谓神操作了!

4000美元的黄金?让我们放飞自我尽情想象,在什么情况下黄金价位可以飞到天上?美元变厕纸,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假如有这么一位资本拥有者,他通过某些渠道得知美股在2019年底前后出现一次暴跌会不会出售手中股票?

有了流动资本以后,要寻找最佳投资机会,他分析出黄金即将迎来有史以来的最大涨幅,会不会豪赌黄金?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175是从原油市场流出。 但是不管从何而来,联想到当前最重大的国际事件,我们是不是距离真相越来越接近了?!

这一关联性,就不细写了。

更恐怖的是,175万对赌4000很大可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更大的投机资本的一部分,比如1750对赌3500,比如17500对赌3000,比如175000对赌2500,反正有巨额资金参与到这场黄金暴涨的狂欢中——30%的暴涨已经是巨量资本运作的结果,那么100%乃至210%的翻倍涨又该是多少数量级的资本运作呢?

超级恐怖的是,巨量资本显然预测到了2020这场最重大的国际事件并推导出黄金、美股、原有等各种国际资本游乐场的走势。

是预测,还是制造?猪撞树上了?巧合?

好了,这些多说无益,过去的事了

当然,这也真可以理解为巧合的…

只是,巧合再多,也不可能脱离基本面

例如,德国投资大师克斯托兰尼说: “一个人在街上散步,旁边是他的狗。狗总是跑到前面,再折返回主人身边,然后又跑到前面。当他们同时到达目的地,主人慢悠悠地走了1公里,狗却跑了4公里。这个人是经济,而狗就是股市。”

2018年,美国的工业增加值约为29752亿美元,约为其GDP总量的14.52%,而中国工业增加值是46114.8亿美元,是美国的1.55倍。 但中美股市表现完全背离,这种背离总会修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修正!

这两周,我们都会成为历史见证者,也许正在见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A股与美股牛熊转换的起点,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