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百场经典战役之第二十五战:七国之乱与文景之治的缺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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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水平不高,但名气不小。

在人们对西汉历史的印象中,似乎刘邦一死,就是吕后虐情敌,然后大忠臣周勃陈平挽救革命,后来就是周勃他儿子周亚夫再次拯救刘家危局。

说的跟刘家要死一样。

周勃跟周亚夫,这爷俩给人的印象就是“社会人我周哥,人狠话不多”。

也因此,这爷俩在汉初的名声着实响亮,远超当时的一把领导文帝、景帝。

涉及到刘家这爷俩时,我们脑海中仅仅是一个“文景之治”。

大印象就是这爷俩在位这些年,老百姓们日子过得不错。

实际上,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

老百姓们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那个“之治”,应该叫做“吕文之治”。

主力是吕后跟文帝。

“文景之治”另有玄机。

所谓“文景之治”的真正含义,是指文景二帝在四十年的统治期中,击败了军功阶层对“相权”的控制,并肢解了同姓王的封国势力。

使皇权,在真正意义上,开始独大。

为后面那位爷满世界扑腾奠定了权力基础。

我们来看看这不显山不露水的四十年吧。

先来说说率先登场的这个有大福气的皇帝。

纵观整个西汉一朝,这个人的福气可算两百年来第一,超过了他的威猛老爹和争议孙子。

这个人就是刘恒,汉文帝。

之所以说他福气第一,是因为福气拼的是一个综合指数。

包括运气,国力,国民幸福指数,自身执政质量等等因素。

有人会疑问,刘邦作为开国皇帝,难道不是最大福气吗?

没有祖宗哪来你后面这一大串啊!

刘邦先生那叫大运气。

哪怕放宽到整个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刘邦同志都是毫无疑问的运气第一。

他的一生自带神龙护体,很多条命,后世只有成龙能与其相提并论,无论让项羽挤兑成啥样都能逢凶化吉,十战九不胜能拿下天下的,古往今来只有这位爷。

注意,是唯一哦。

虽如此,他的福气却算不上最大,毕竟混沌了大半辈子,晚年又活在马上,天天提心吊胆,算不上享了什么大福气。

而他当年看不上眼的这位儿子,却当真是洪福齐天。

首先是在汉初的一系列政治风暴中,人家刘恒不声不响,稳如磐石的当了十六年的王爷。

然后最终摘了整个平吕政变的丰厚成果中最大的桃子。

之后又顺顺当当的当了二十三年的太平天子。

而且他的大福气在于,无论他怎么做,哪怕就是错的事,最终都阴差阳错的变成了对的事情。

记住这句话哈,后面有大篇幅论述。

这种咋做咋对,我们通常称之为“大福大报”。

有的朋友会说这是迷信,这种东西玄之又玄不可控,不能拿出来说事。

天意不可说

但实际上,当我们的人生路越走越长,当你摔的跟头越多,看的冷暖越唏嘘,你就会有所体悟。

命运这东西,不仅存在,还很重要。

比如说,江南是个好地方,但如果你生在了太平天国时期,你大概率会死的很难看。

比如说,你是个读书人,生在两宋,就很幸福,但如果你生在了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你就会去接受很多再教育。

再往大点说,今天,如果你生在中国沿海一线城市,你只要身体健全,能找份工作,踏实肯干,哪怕混的再差,下限也不会太低。

但你要是生在超险民主共和国,就不好说了,哪怕你一路都踩在老金家的前列线上,你的上限也不见得会有多高,而且善终实在是个高难度事件。

我们的祖宗总结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命是排第一位的

一个人要有大成就,自身努力是一方面,可遇不可求的“命和运”同样重要。

刘邦如果不是赶上了天下大乱,他将作为一个二流子的鲜明案例形象成为沛县妇女教育孩子的反面典型。

马云如果早出生二十年,也许就是个长的比较讨喜的民办教师。

总之,我们无论何时,要对自己的所有境遇,心怀感恩。

感恩并接纳、承认我们的“命”。

无论好坏,都要活的精彩。

刘恒的“命”好,是他在历史上留名的必要条件。

吕产的“命”也不错。

但人家刘恒这“命”能继续好上二十多年,却跟自身的素质有着极大的关系。

上一章中,我们说了吕家后生德不配位的灾难表现和可悲下场。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好命的汉文帝,是如何完成“大干部空降虎狼单位”的人事难题的。

刘恒在上位之初,其实是充满疑惑与风险的。

当推举他当皇帝的消息传来时,普遍上的看法是一场风暴在袭来。

他曾经就是否去长安继位的问题和代国班子成员们反复讨论过,除了心腹宋昌,没人赞成。

反对派们的理由是朝廷中的那帮老流氓都是高帝时的大将,熟习兵事,多谋善诈,如今他们刚刚诛灭诸吕,血染京城,此时来接咱们当皇帝,谁知道接咱们去有什么阴谋!

宋昌的反对意见则是:吕氏不得人心,天下归心于刘家,那帮老同志是主持公道的,尤其大王是现存的高皇帝最长之子,勿疑!

最后,还是烧龟甲占卜听天由命。

占卜结果烧出来个“大横”,类似于上上签,极乐香。

大吉后,刘恒再次派出了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去长安,问问到底啥情况。

薄昭把政变的来龙去脉讲过后,文帝听到整个政变的来龙去脉后,权衡下决定动身。

到了高陵后,刘恒再派宋昌去长安打探动静。

宋昌回来后说没问题,刘恒才敢再接着走。

从这几件事,就看出来了刘恒是个啥样的人。

刘恒在面对天底下第一大馅饼砸过来时,人家先分析。

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听听老天爷的意见,这是己方多维度分析。

随后,多方面求证,先是派舅爷去长安打探消息,后来走到了长安近郊时仍然不忘派人看看长安的动静。

看看我都出洞了,你们是不是真对我想不利。

如果想把我骗来宰了,此时一定会有征兆。

这种谨慎程度,就是我们上一章中所说的“政治天赋”。

此时的刘恒,仅仅23岁。

一百年后,同样有一个基本类似的情况。

帝位空悬权臣猛。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傻冤家,听说自己要当皇帝后第一时间兴奋的连跑了一百三十里地,骑死了N匹马,路上一直搞女人玩车震。

随后27天就被废了。

历史不会重复,只是会相似。

当考卷突然扔过来时,你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底蕴帮你回答那份考卷呢?

接下来的这段过程,我应该被每一个立志走向领导岗位的同志打印下来,将来以备不时之需。

到了霸桥时,以周勃为首的百官赶来拜见他。

刘恒懂规矩,下拜还礼。

这个时候,周勃老同志站出来,说了句:咱借一步说话。

心腹宋昌拦住:高声道:您要是说公事,就在这大大方方的说,要是说私事,王者是没有私事的!

周勃跪上天子玺。

九月己酉日,刘恒入长安,在之前的代国办事处接受群臣拥戴,即皇帝位。

当天晚上,刘恒要入未央宫。

有十个保镖在端门说:你谁啊!知道这是哪吗!

刘恒再次派人找周勃,周勃把这十个保镖领走后,入未央宫。

当夜,刘恒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心腹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然后下诏书大赦天下,宣布即位。

继位后,刘恒第一时间对“诸吕之变”的功臣们进行论功封赏,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功臣周勃拿回了军功派最看重的相位,而且文帝对这位老革命的待遇是“上礼之恭,常目送之”。

对刘家这帮,过去被吕后除国的刘友子刘递,被封回了赵王(原吕禄),由赵分出的常山国还给了人家赵国。

被齐王刘襄绑架的琅邪王刘泽,封为了燕王(原吕通),废刘太(惠帝子)的济川国,将琅琊和济南全都还给了齐。

废鲁国(吕家女婿),将薛郡还给了人家楚国。

这是刘恒从一个懵圈王爷到大汉皇帝的空降过程。

一个新领导,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庙大妖风更大,池深王八更多”的混乱单位时,你要咋上岗呢?

复盘下刘恒的这一整套做法。

到了新单位后,第一轮过招,人家来接你,你拜谢还礼,说明你这人尊重人,懂规矩。

当这个单位的地头蛇对你试探,说咱哥俩说说悄悄话的时候,要迅速立威,划清界限,我这人大公无私哈!

而且很艺术,给周勃难堪和下马威的不是刘恒,伤人的话是宋昌说的。

宋昌的这段话是在表明刘恒的立场:我不是个软弱听摆布的人。

当文帝要入未央宫时,周勃跟他开始第二轮过招,那十个道具不让刘恒进宫,表明你小心点,这都特么是我们的人!

但刘恒当晚上就第一时间宣布,我的心腹张武当郎中令,护卫宫殿;宋昌总管南北军,还发明出来个“卫将军”。

这是啥意思?

刘恒真的掌控“郎卫”和南北军了吗?

差的远呢!

除了这俩光杆司令外,没有一个是自己人!人家要想弄死你还是分分钟的事!

但是,把你接来当领导不会因为你这几件事就跟你翻脸的。

刘恒摸准底线的玩造型还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我很强硬!我不会受人摆布!

并非我们到了新单位要以忍为上,甚至被扔过来了挑衅也要先逆来顺受,不动声色。

那样做会严重削弱你的威严!

你要尽最大的可能性表现出来“我不会被你们牵着鼻子走,所有人都要围着我来转!”

再重申一次:权力这东西最重要的看信心。

吕家的那帮完蛋玩意咋就众叛亲离了?

你让人看出来了不是那块料!

你的第一次出场表现,会给所有人留下极其重要的印象。

人们会对你迅速形成判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好说话还是不好说话,软弱还是强硬。

当你被人判定成窝囊蛋后,你的所有后续举措哪怕全都正确,也会容易被人看成笑话!

政令就出不了办公室了!

千万记住,同志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领导一见面时态度上不热情就抵触你的。

下属之所以造反的最关键点是利益分配!

前途上,我干了你所有的脏活累活,你十年不提我!

奖励上,我拿下了一千万的单子,你给我一张购物卡!

既得利益上,我的利益大饼你这个外来人想要插一手!

这是下属捅你刀子的三个关键原因!

之前我们在刘邦对待英布时也说过:在领导岗位上,所有的第一印象尽量不要春风拂面,要绷着点!

此时树立的“威严”极其重要!

后面能不能顺利开展工作,你刚露面的这几天极其重要!

刘恒在继位过程中的这一整套流程里,都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我不好惹。

但是,紧接着人家在主持分红时,又完全的尊重了老爹的“白马之盟”。

而且除了那两个安全部门任命了自己人外,第一时间他并没有大封心腹,而是给这帮造反派大封赏的。

他将相权还给了军功派,对首功的周勃给予足够尊重。

将吕家侵占原来宗族们的地又都还了回去,对齐楚这两个造反派都给予了尊重和安抚。

人家在恢复秩序。

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启发呢?

空降一个复杂的新单位当领导时。

你要“面冷、手稳、尊重人”。

面冷,是你要让所有人知道,你这人不好糊弄,你有你的一定之规。

你一定要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给予人们这种感觉。

这是你培养“敬畏”的最关键一步。

手稳,是指你一定不要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定要遵循现有规矩先走下去,一定要在全都摸透了之后再做动作!

可以有变化,有调整,但一定要温水煮青蛙!

复杂单位的问题永远都是人的关系问题!

你要释放一个信号:你不是革命者,不是搅局者,你是合作者。

“尊重人”,是指在利益上,对贡献者和关键位置要给希望给待遇,千万不要贸然动别人的奶酪,。

一定不要在还没弄清状况前就调整利益大饼!

最好能寻找到这个单位混乱前的利益状态,去恢复它。

所有的工作开展,都要等到这个单位被你理顺了之后,再去抽丝剥茧。

你的第一要务,是能在这摊浑水中先呆下去。

然后才是看清这浑水背后的门道。

刘恒在登基坐殿后,迅速安定了所有的利益集团。

新领导不好惹,但够意思。

都歇着吧。

再回想下吕家,但凡有一个刘恒,吕掌柜至于死前整那一出吗?

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

说个令人无限遐想的事,关于牺牲。

《史记》在写文帝皇后窦后时有这么句话: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翻译下:

刘恒原来的代国王后生了四个小子。

刘恒还没当皇帝时这个王后就死了。

等到刘恒当上皇帝后,这个王后生的四个小子就全病死了。

刘恒这一年23,他那王后应该不会岁数很大。

刘恒九月底当的皇帝,正月立的刘启(景帝)当太子。

中间这俩月,皇后这四个小子就全都病死了。

好凑巧!

这个代王后是谁,史书无载。

但这些年,吕后对刘家这堆诸侯王可是基本上都配了吕家的闺女哦。

唉!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权力下的那些妥协,血泪斑斑,伤痕累累!

刘恒继位稳定政局后不久,体现他命好的第一个环节出现了,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贾谊。

这个人,可以说是西汉最终能成功转型的总设计师。

贾谊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年,但把他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文帝服务中去了,活着就是为了忧国忧民。

他给文帝提了很多建议,包括“重农抑商,倡导儒家,不忍匈奴”等等一大堆。

这些建议在他得势时不停的提,失宠后依然不停地提,甭管文帝搭不搭理他,这哥们永远保质保量无怨无悔。

从经济到民生,从司法到国防,没有他不掺合的。

在这些建议中,文帝有的听了,有的没听,反正你爱听不听,我就不停嘚嘚。

在贾谊的诸多爱国策论中,有两项建议入选了大汉“金点子”工程。

成为了解决军功集团势力和诸侯王势力的关键切入点。

先来说说他是咋帮文帝下手军功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的。

人家那招数那真叫隐蔽到你说不出话来。

文帝二年冬十月,下召: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干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

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也无由教训其民。

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翻译下:我曾经听说,古时候诸侯国有一千多个,诸侯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定期朝贡,王与诸侯脸上都好看。

现在列侯们都在长安待着,不去自己的封国,每年的利润都要让吏卒们千里迢迢的给运过来,列侯们也都不好好训话自己的子民,太劳民伤财了。

现在,列侯们都回自己的封国吧,在中央任官职或我明确不让走的,也得派太子去。

啥意思呢?

该上班的还在这上班,退休或赋闲的同志们就回国去当老大,去教化自己的臣民去,你们天天在这待着劳民伤财还增大人民负担。

没动任何人的利益,相反,还摆出了高大字眼帮你省钱。

贾谊帮刘恒点出了军功集团的强悍原因:在权力中心密结的网络。

刘邦打下天下后,这帮老兄弟们得到封地谁也不愿意回去,都在长安享受大都会的繁华,自己的封地就是个输血的钱袋子。

当然,搁今天,你也不愿意离开北京。

军功集团之所以能称之为“集团”,也是因此而来。

一帮老兄弟都在长安,有的本人在任职,有的子孙在任职,有的虽然全家赋闲但后台却依然梆硬。

因为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家小子娶了你家闺女,我跟你爸是一起扛过枪的弟兄,你妈的妹妹是我们儿子的三婶。

归根到底,这帮打下革命江山的大院成员全都是一家子。

一旦战友情和联姻走到了一起,这几乎就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军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五湖四海人进去,铁板一块走出来,我爸到现在最好的兄弟仍然是当年的战友们。

西汉这帮老同志们在万里江山万里红后,动不动就要串个门,搞个联欢,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彼此扯淡打屁抱头痛哭中消磨时间,联络感情,谈论时事。

也因此,当吕家动了相权时,所有人才会如此义愤填膺!

一帮人遛晚串门时得那议论:听说了吗?吕家那倒霉娘们把老陈那丞相拿走让她外甥干了!

今后都是他吕家的天下了!

咱们打下来的革命江山啊!

这还能忍啊!忒拿咱不当人了!

咱们千万不能坐以待毙!

整死这王八蛋人家!

在周勃和陈平两个大佬最终政变时,可以派亲信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所有能找来的人手全都聚拢起来。

所以我们能看到管印的纪通,老郦头家那吕禄的男友,管外交的刘揭如此源源不断的弹药最后向吕家倾泻。

因为都住的不远,因为都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这个集团的最关键力量,来源于老一辈的情感纽带。

老陈当丞相,老周头是太尉,我家小子当你的“西曹”,曹家那大小子是御使大夫···

这些台面上能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背后还有大量的擂鼓助威和建言献策以及出人出力。

这个庞大的势力所沉浸的整个网络就是一股几乎无所不在的力量。

在贾谊的这招釜底抽薪后,军功集团的后援团被打掉了。

大量的老同志们要去乡下当财主了。

没办法再一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烤串搞春游串闲话了。

很多关键纽带,也因此被割裂了。

比如说,我儿子是张家女婿,我闺女是王家媳妇。

王家和张家就通过我,联系在一起了。

哪怕我家全部没有任官任职,我也是有着巨大价值的,因为王家张家因为我被联系在了一起。

我这一下乡,这俩家彼此就热乎不上了。

大量的列侯归国,中央的压力要减轻好多。

虽然说所有的权力仍然是台面上任职的那些官员的,这些官员并不会回老家。

但是这帮人的联系,由过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盘根错节的一大坨。

变成了很多断线稀疏的一小坨。

虽然人家仍然会形成网络,但降维度了。

只要人际关系复杂的几何数量级降下来了,各个击破的难度就大幅度降低了。

更关键的是,由于大量列侯归国,从军三代们开始,军功集团的新一代们将彼此不再熟识。

这就属于把根儿断了。

军功团的势力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枯萎!

干掉一个团伙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他们彼此间的联系。

如果核心弄不动,至少也要把家属观众们都清场。

除了让列侯去封地外,文帝还有相辅相成的组合拳。

中央把在别的王国中的封国迁到了中央的境内。

不白折腾你,我兜底,给你的新侯国比你之前的封国还大。

文帝在用自己的吃亏,进一步的温水煮青蛙。

不仅让你去封国,还把你控制在我的辖区,省的你跟诸侯王们勾搭。

效果有多好呢?

周勃同志在长安时谁瞅他谁哆嗦,皇帝都“目送之”。

后来卸任到了封国后仅仅一年多,河东守尉路过他地盘时,周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一个小小的守尉路过,就让大干部周勃心虚成这样了。

为啥呢?

情报信息来源不及时,不准确。

他拿不准了。

当你远离了权力中心,你也就被减去了翅膀。

手法高级,但人家后面更高级。

文帝在令军功集团回老家后,终自己一朝,也没有动“相权”。

人家釜底抽薪后,大歇二十年。

人家是太太们打麻将,慢条斯理的吃一张牌,吐一张牌。

优雅!

二十多年一过,汉初的那股剑拔弩张的老干部军团,在釜底抽薪后渐渐的失去了那股谁也碰不得的戾气,也为后面景帝终结“白马之盟”铺平了道路。

关于文帝对诸侯王的出手,我们后面一块说,下面要说一下他的执政功绩了。

刘恒,他被后世谥号为汉文帝。

“文”这个谥号,是不得了的。

评功定调时,文的依据分别是:经天纬地;道德博闻;愍民惠礼。

这都是高大字眼。

他是咋“经天纬地”的呢?

总体来说,刘恒的这二十三年皇帝延续了吕后治国开的好头。

几乎无战乱,百姓有饭吃,君王无欲望。

再加上吕后的那十五年,这近四十年的时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华夏大地非常罕见的一段人人都有福气的岁月。

亚当斯密先生在《国富论》中,非常推崇“小政府”。

所谓“小政府”,就是政府的财政与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

税收不要过量,财政支出也应最小化,只承担一些安保事务与没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就可以了。

尤其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用不着你没事瞎指导。

不过哪怕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教父级别的人物,他的《国富论》指导了整个西方社会三百多年,但这种所谓的“小政府”也没出现过。

无论东西方,政府都在变得越来越臃肿,各种干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这个没有办法,在说到秦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就说过,“大有大的难处”。

国家机构的臃肿与政治干预的力度都属于大国与强国所必须承受与面对的现状。

小政府往往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正所谓大国就别指望会是小政府,这是个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坎。

不过历史上,有没有过小政府,大国家的时期呢?

还是有的,而且就出现在我们的古老中国。

这段“小政府”岁月,就处在我们的上一章和这一章所探讨的汉初六十年。

自此之后,“小政府的庞大国家”将永远的从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绝迹。(蒙古人应该算小半个)

所以朋友们,且看且珍惜。

“小政府”是现代叫法,我们的老祖宗对它有一个非常优美哲学的概括,叫做:“黄老之术”。

所谓“黄老之术”比“小政府”更加超脱,综合思想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

再精炼点,就是我们上一章中讲的“不折腾”。

刘恒继位后,能够延续吕后执政的道家无为的整体思路,这点就很难得。

老爷们哪有不爱折腾的。

而且不仅统治者不折腾,汉初的官僚制度还是历朝历代最具有简约之美的。

这套官僚制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别是丞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

九卿是九个方向与领域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

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也不多。

这种中央,郡,县的简单连接,给予整个社会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呼吸空间。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所以超级省钱。

养活当时的整个官僚,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

哪怕按一百万石算,只用全国大约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这个官僚系统。

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政府运营成本自成一档的优秀存在。

这套体制虽然简约,但却并不简单。

中央对于局势的控制力度一点也没有弱化。

这段时间,反而是整个有汉一朝,刑事案件与社会矛盾最少的年代。

《道德经》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牛的水平,是下面的人仅仅知道有这么个领导。

水平差点的,是下面的人赞美夸奖这个领导。

再差点的,是所有人害怕这个领导。

最次的,是所有人都在骂这个货。

比较意外哈,“亲而誉之”并不是啥高水平。

大家可以去品一品这里面的道理。

这段时间的西汉政府,就做到了“太上”的阶段。

下面只知道上面有皇帝,有政府,但具体是个啥样,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每天都能吃饱,徭役摊牌派很少,日子过得很好。

真的很伟大。

不仅百姓的日子好,中央的日子过得也很棒,因为国库开始充盈。

在《史记》中,太史公对当年的富裕是这样深情描述的: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太有钱了!

家家能自足,钱多的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小米都搁坏了,作为排量最大的牲口,马变得到处都是。

要知道当年刘邦上朝时,四匹纯色的马都是找不到的,萧何出门都得坐牛车。

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后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就富裕成这样。

这种富足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说说汉初的税收政策了。

当时汉初的政府,有两大项收入,一个是土地税,一个是人头税。

人头税,就是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必须缴纳一百二十钱。

土地税,就是每年土地上的粮食产出按一定比例给国家交租。

刘邦时期,名义上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不过由于他看谁都不放心,没事总是打来打去,这点税就不够了,无论是徭役还是地税,都大为攀升。

到了吕后执政时期,土地税被调整回十五分之一。

到了刘恒这,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再次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

而且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

在越来越少的进项下,汉王朝却出现民进国也进的神奇盛况。

这是需要特殊历史机遇的。

一般来说,古代政府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四个方面:官僚成本,欲望消费,苍天示警,军队支出

前面我们说过汉初官僚简约,文帝本人更是出了名的节俭,既不盖宫殿也不扩后宫更不玩各种艺术,所以官僚成本、欲望消费等支出全都被削减的很低。

但有两项往往是不能省的。

军队开支和苍天示警。

黄河改道,千里蝗灾,随便来一个就够中央政府十几年缓不过来。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十万之众,日费千金。

历来战争就是名将的福音,财政的悲哀,不过之所以说文帝有大福气,也在于在他长达二十三年的任内,一直风调雨顺,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战端。

上至老天爷,下至北方的匈奴和分封的诸侯,这段时间都安静的出奇。

刘氏的宗族们被文帝调理的很好,除了不知好歹的侄子刘兴居和太过于猖狂的弟弟刘长外,全都变成了乖宝宝,而那两个人,也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全是吃饱了撑的。

匈奴那除了偶尔的挑衅一下外,也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有一次闹的比较大,上访到了长安边上,但也没出啥大岔子,之后文帝也没做太大的追究,该和亲继续和亲,匈奴也没再大折腾。

对了,那次匈奴的大规模武装游行让文帝发现了一名年轻将领,他叫周亚夫。

这个小伙子后来被他提拔重用,或者说没法不重用(周勃子)。

人家最终用实际行动报答了他的慧眼识才。

这是文帝的第一个大福气:康宁

夸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要翻转一下,说一下“黄老治国”的劣势以及文帝在这背后的一系列行动逻辑。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福气能够不折腾的,因为往往树欲静但却风不止。

战争,决定着你是否有执行所谓“黄老之术”治国方针的关键土壤。

因为“黄老之术”与“小政府”,在诸多美好外,存在着一个巨大弊端。

这个弊端就是财政弹性不足,整个国家对于突发事件缺乏应对能力。

举个例子,一个家庭,每年能收上来1000斤粮食,每年的自己吃与各种消费是500斤,然后一年就攒下来了500斤。

但是这500斤粮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坏,所以并不意味着,你一味的节省就可以永远的保有这笔财富。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中央政府往往都是挣一个恨不得花俩的,不找你多收就不错了。

但有一年,你家的房突然塌了,你需要5000斤的粮食才能重新建起来,这时你就该急眼了,因为一年最多就是1000斤粮食的进项。

你家的房塌了,就是国家遇到战争的时候。

当战争打起来,物资会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原有的小政府状态就会捉襟见肘。

因为大政府即便有诸般不好,但它的战时动员机制却是非常靠得住的。

只要国家进入突发状况,哪怕危机旷日持久,都会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与官僚资源将各方面的资源不断抓上来。

面对突发状况,大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号召并强制全民绑上国家战车,苦熬一段时间渡过危难。

但小政府,就没这个本事。

小政府征税,由于征得少,老百姓们负担轻,所以官员不咋费劲,也因此官员少。

一旦要突然“集中力量干大事”后,老百姓们不配合了,你就那俩基层官员,根本不够用。

用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没有一竿子插到底。

少缴税容易,多加税就该骂街了。

和平时期,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一到国家有难,资源抓不上来,老百姓们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中央政府就傻眼了。

所以说,黄老之治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理想化的政治体制,有点类似于温室中的花朵。

它禁不起风吹雨打。

它并没有过久的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其实是有着它的深刻道理的。

文景二帝之所以名垂青史,在于他们康宁的大福气。

这种福气,可遇不可求。

之前我们说过,文帝无论干什么事,哪怕是错的,最后都会起到对的效果,他很快就犯了一个大错。

此时的政府开支,大头是北方防备匈奴。

大臣晁错看到了,此时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者免除罪过。

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这种爵位带有免人头税、免役、减罪免罪的特权,但不减免土地税,只减免与人身有直接关系的税收,也并没有一系列的政治特权。

换句话说,就是个荣誉称号,类似于今天网游,手游的各种“皮肤”或“光环”。

带有炫酷属性,但并没有啥实质性的意义。

不过晁错的做法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富人们对于这种奢侈光环很买账。

很快,在富人的帮助下,边关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不再匮乏,反而变得充足,晁错之后又趁热打铁建议文帝卖爵位让富人把粮食直接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

富人的捐献因此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人的一项可观收入。

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运转了,于是在公元前166年,文帝做了一件今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宣布不再收农业税了。

这种我有收土地税的能力但我放弃了,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孤例,没有之一。(后世也有短暂时间不收的,但那是没能力收)

强大如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是2006年才取消的农业税。

这件事成为了“文景之治”下,夜空中最亮的星,文帝也因此跻身古代圣君排行榜的最前列级别。

谁来也不好使!谁免过农业税!

好吗?

不见得。

对于百姓来说,免税这种事肯定好,谁少交钱都会说好。

但往深远想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在古代,取消农业税这其实是一个误国的方针。

我国2006年取消农业税,原因之一在于,收税成本高。

农业税属于主动税收,并不类似于工资中自动扣的个人所得税的那种被动税收。

上班族的税每个月直接从你工资里就扣了,扣你上千块钱的社保和个税你都没感觉。

因为没找你要,不用过你这一道手,没经过你本人把这钱从你口袋里掏出来。

这样拔毛,你痛感低。

而主动税收的成本高。

无论是人力还是情感。

需要公务员去你家敛,痛感奇强,当面找你要钱,还面向的是广大的农民父老乡亲们,非常容易让乡亲们想起杨白劳先生。

原因之二,这是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税太少了,无足轻重。

收不收都无所谓,收的还这么费劲,收它干啥呢?

要是税收大头,多费劲也不会跑了你的,绝对要警钟长鸣重拳出击严肃对待。

所以农业税在今天免掉了,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它缓和社会矛盾的意义比那俩钱重大的多。

但两千一百多年前,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的主力就是农业税。

货物和货币可以藏起来,而且人随时可以跑,猫腻太多,收商业税的难度太高。(后来被刘彻同志绕道攻克了)

唯独跑不了的,就是土地。

所以说商业税对于政府来说,是不牢靠的,只有土地税实实在在,稳定可靠。

据估算,土地税和人头税在当时占了汉初政府大约九成的财政收入。

当然,文帝不收土地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初的这种小政府的官僚体制不太容易将土地税收上来。

因为你公务员少嘛!

土地丈量,粮食清算等等问题搞起来都很困难。

在当年,所谓的土地税并非是我盯着你家打了多少粮食,然后我收三十分之一。

哪有那么大功夫盯着你。

你家有10亩地,我按经验算,估计能打九百斤小米,最终就找你家要三十斤小米吧。

基层官员们只能粗略的算出每家要交的粮食,然后挨家挨户去要。

你打五十斤粮食我也要三十斤,你打五千斤我还要三十斤。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时工商部门通知在市场要的摊位费一样。

我算不清楚你那摊儿能挣多少钱,我就一个规定统一价,多卖的是你能耐。

但是,还是那句话,农业税属于主动税收,费人工,痛点高。

你再青天大老爷,我交粮食时也是不愿意的。

这就造成了很多麻烦。

但是,不能因为麻烦和此时暂时国家财政充裕你就放弃了稳定带来收入的税收来源!

你运营的是国家,不是过家家。

如今,文帝靠着卖爵位的税收,直接就把土地税说不要就不要了,往好了说,真仁慈之主。

往坏了说,就是断自己的后路!

灾、兵、疫、旱,碰上一个就让你够呛!

这就相当于开着上千万的车,却不买车险。

不过人家文帝之后又裸开了十三年的车,啥事也没有。

不光老司机技术好,命好也很重要。

但是,你命好仍然无法掩盖一个影响深远的弊端。

就是当年商鞅的活儿,那堆废了极大精力整理出来的土地造册,慢慢就都白干了。

还是举个例子,你们村,有1000亩地,你这个当官的每年中央报税,就是10000斤小米。

由于你每年都去收税,所有的民间土地交易,易主以及新开垦的荒地你心中是都有数的。

你手中的地方土地册账本,基本上就能维持下去。

但是,你把土地税免了。

官员们十年不用再去征税了。

这片土地十年后的归属、地力等等系统的数据就全不准了!

举个例子哈。

原来全村400亩地,赵钱孙李四家一人100亩,你收税时很清楚。

你转过年来收税时,发现孙家落魄了,开始卖地了。

由于变化并不是很大,你相应的作调整,这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十年不收税,土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地主也许全换了,而且各家的土地边界错从复杂,全都说自己就10亩地。

你知道是扯淡,但是,你要是真想弄明白各家的土地有多少,就需要重新进行丈量。

这就极其考验基层官吏的能力和数量了!

后面为啥豪族起来后,国家的地就越来越少了呢?

你说不清楚他家的地有多少了!你还丈量不动他家的地!

商鞅的国家操作系统为啥这么好用呢?

人家做到了对整个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做到了心中有数!

每年征农业税,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对国家的操作系统进行日常维护。

你可以少征,但绝不能不征!

这么宝贵的国家操作系统,被文帝无心之失的抛弃了。

放弃农业税,在古代,几乎就是放弃了国家的统治基础,而且失去了重要的应急手段。

但是,文帝二十多年,啥事没有!

就命好!

服吗?

不仅如此,文帝之后犯了个更大的错误。

货币政策出了大问题。

无论古今中外,货币的供给都是要牢牢的攥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的。

因为货币的供应对整个国家的关系太大,必须中央政权统一抓。

涉及到钱的事,从来没有小事!

不过在文帝一朝,却再次让人瞠目,文帝干脆把货币的发行权都让出去了。

再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谁那有矿谁就能铸,铸出来钱我就认,在市场上就能流通。

彻彻底底的市场经济啊!

政府彻底退出来了!

从此连货币都得去自相竞争。

这造成了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居然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

如果你家造出来的钱缺斤短两,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会用的。

必须足值足两才会有口碑!

当时市场上有两个大的私钱贩子,一个是邓通,一个是吴王刘濞。

邓通这个人是谁呢?

是文帝的梦郎。

有一天晚上,文帝做梦要上天,但死活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

现在很多鸡汤口号中说:帮了我一把的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这种漂亮话很多人会说,但很少有人会做,不过人家文帝一觉醒来却当真了,开始留意寻找。

后来在河边碰巧见到一个正在划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与容貌都很像他的那位梦郎,这个人,就是邓通。

文帝后来极其宠爱这个邓通,宠爱到什么地步呢?

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了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钱,再加上邓通白来的矿不心疼,超标打造自己的产品。

也因此,不差分量的“邓氏钱”遍布天下。

至于赠他铜山的原因比较无厘头。

因为看相的人对文帝说:这个邓通是贫贱之象,将来必被饿死。

文帝也是和这看相的怄气,我的梦郎还能饿死喽!

于是直接赏了座铜山给邓通,到底要看看自己这位梦郎会咋饿死。

题外话,这位邓通真的最后饿死了,因为文帝的儿子景帝很痛恨这个邓通。

文帝脚出脓,梦郎二话不说直接拿嘴上,结果作为儿子的景帝在旁边就被显得很尴尬。

为了显得孝顺,景帝也只能勉强拿嘴给老爹吸脓。

邓通的过度表现堵死了自己的后路,景帝上台后就把他饿死了。

面相这东西还是很靠谱的,说啥就是啥,你逃不了的。

另一个货币大佬,是刘恒的叔伯兄弟,吴王刘濞。

刚才的邓通是家里有矿,这位爷不光有矿,人家这真叫全方位的不差钱。

吴国当地产铜,而且还靠着海,吴王刘濞一边铸币,一边卖盐,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清爽。

这种好日子让很多人眼红,但文帝就是不管。

吴国也渐渐成为了在财力上,甚至可以和中央抗衡的地方政权,这也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宠信近臣到了这个地步,无视隐患势力肆意膨胀,这都说明文帝并没有英明伟大正确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还是那句话,架不住人家命好。

大量的放手私人与地方势力扰乱货币供应这种几乎任何时候都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政策,却在当时误打误撞成为了盘活经济的妙招。

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整个金融系统中,几乎就没有货币。

自商鞅变法之后,整个秦朝的思路就是打击经济,将整个国家的人民变成农奴,经济活动几乎不存在。

随着秦的不断强大,吞并六国后,这套制度被覆盖到了中华大地,当一切只认粮食时,货币的存在价值就并不高了。

秦始皇的三功之一是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很晚,而且并不重要(揭竿大泽乡时我们分析过)。

这也侧面说明了在当时,很多最基础的规范还并没有拓展到商业领域。

刘邦拿下天下后,几乎就是完全继承了秦制,经济上也承袭了那套重农抑商的做法,直到吕后时代,开始纠偏,经济活动才开始有所抬头。

下面就是经济学问题了,我会尽量说的让大家明白。

经济活动中,什么最重要?

最最根本的,是货币。

或者说,是被大家认可,放心的结算方式。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起到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可以让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下来。

之前我们在商鞅那章中探讨过以物易物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且一切都拿粮食结算有着它的极大局限性。

因为粮食太沉了,这也就导致了你的交易不会太大,你的交易地点也不会太远。

经济想要发展起来,交易必须频繁,地点必须遥远。

频繁才会盘活经济,遥远才能互通有无。

这上述关键的两点,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大量被认可的货币做保障。

文帝的放手铸币恰巧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呼声与浪潮,往已经干涸了很多年的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的货币。

经济的活力随即被激发了起来。

虽然货币被大量的,没有管控与规划的释放到了市场上,并便宜了私人与地方的源头。

但最终都还是填充到了各阶层无处不在的经济活动中。

这就好比当年的西班牙人从美洲抢夺了大量的黄金与白银,但最终大半却都流入到了中国,换成了茶叶与瓷器,帮助中国实现了货币的升级换代和经济大发展并最终左右了明朝的国运。

只有放上了水,才有可能养鱼。

只有有了钱,才有可能去盘活经济。

之前所说的,晁错说发现了很多富起来的人,卖他们民爵,其中最大的原因也在于,货币的大量产生后,交易频繁发生,富人群体的这群大鱼开始出现。

文帝的昏招,在这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变成了大招。

在土地和货币政策全都咋做都有理后,贾谊同志再次帮文帝的好命升级。

为身后事提出了解决方案。

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推恩令》的框架原型。

贾谊建议,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

老诸侯王死后,将他的封地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

这样,除了得罪嫡长子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和中央站在一起。

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代的这样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嗣绝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

这招“群众斗群众”让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小,也就会让他们失去反抗的能力,中央也会因此越来越稳固。

贾谊的这套肉烂在锅里的办法,算是摸准了解决藩王势力尾大不掉的最佳途径。

朱允炆要是多读读历史,他也就不至于让他的藩王叔叔成功“靖难”了。

燕王的这几个儿子中,着实有几个狼子野心的。

朱允炆小朋友要是早拿出这招,瓦解朱棣团伙的最关键盟友早就从敌人内部跳出来了。

贾谊抓住了两个主要关键。

一个关键就是人的欲望大小与实力大小是成正比的。

另一个关键则是有权继承人与无权继承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当你兜里有十个亿时,你就总想着在北京买个院儿玩玩。

当你有一个亿时,你也许就打算在二环弄套大平米了。

当你有一千万时,你会谨慎的选择地段,在五环找一套还算过得去的,然后精打细算的过生活。

这就是实力在欲望上的体现。

另一个关键更好解释,我们常常在一些综艺节目中见到一个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主持人帮人调解矛盾。

矛盾的主体,绝大部分都是亲哥们兄弟,妯娌大姑姐,很少见到两个陌生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原因就在于,陌生人之间牵扯不到太多的利益纠葛,即便有纠纷在法院上也好解决,该说说,该判判。

但亲人之间就不同。

因为亲人之间根本没法讲理。

利益与情感早就纠缠到了分不清的地步!

郭德纲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其实平移到亲人身上,也是如此。

你可能会说:我所生活的伟大社会主义和谐中国从来没看见过什么伦理仇恨!

顶多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家庭惨剧,伦常惨案哪怕有,也是极极少数!

那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家庭大多没有什么利益可以争的(其实照样打的血肉横飞),“只生一个好”的伟大国策又巧妙地帮我们避开了很多伦理闹剧。

但凡算得上是大户望族的,在分家时几乎是没有什么亲情热乎劲可言的。

利益牵扯的越大,在分家产时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华人家族中,又有几个哪哪都摆的平的李嘉诚呢?

贾谊的“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帮文帝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其实早在文帝刚上位不久后,对诸侯国的调整就开始了。

文帝二年,文帝对诸侯王国第一次稍作调整。

首先,将他本人出身的代国分为代和太原二国,封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同时恢复梁国,以皇子刘择为王。(封自家孩子用的是自己的地,吕家的试错真伟大

由于刘襄光荣革命后没多久就死了,他的齐国也被分为了齐、城阳和济北三国。

齐国由刘襄子刘则继承,两个兄弟刘章和刘与居变为了城阳和济北王。

分赵国为赵和河间二国,原赵王刘遂不变,立他兄弟刘辟强为河间王。

汉之诸侯王国由八国增加至十三国。

这已经颇显“众建诸侯少其力”的雏形了。

后来就这样维持了好多年,其中出现了自己兄弟刘长和刘肥那一支的刘兴居闹过事,都被轻松抹平。

贾谊在发大招后,文帝开始了他肢解诸侯王的计划。

齐王刘则(刘襄之子)死后,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都分给了刘肥这一支的子嗣。

刘友死后,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给长子,小的给少子。

淮南国在刘长死后被一分为三,成为了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除了嫡长子之外,几乎每个利益既得的庶子都是翻身的农奴把歌唱。

歌唱美好新生活,伟大领袖汉文帝,指引我们向前进。

贾谊对于汉文帝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他在死前就像穿越过来的一样,给汉文帝提了最后一个重要的一条建议。

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

当时贾谊因为文帝要缓和阶级矛盾,被踢到梁国做太傅。(这哥们这辈子光得罪人了)

贾谊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忧郁,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忘全心全意的为文帝服务,对梁国的未来提出了建议。

因为刘揖没有儿子,按惯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

贾谊认为,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将这片封国用来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儿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盘。

因为当时的封国中,文帝自己这一支的势力太弱,藩王中都是别支兄弟,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亲儿子靠得住。

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于是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梁地,作为天下之中,在后来的那场大战中,为拱卫中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汉文帝,就这样咋做都有理的一路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帝。

他的伟大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帝国的平稳巩固过渡。

在他的治下,喧嚣了上千年的中华大地,第一次由内到外的全都消停了。

在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帝国搭建中。

始皇帝完成了总工程的百分之六十。

《揭竿大泽乡》的最后五千字我一直在骂,但前面的两万字仍然是货真价实的佩服。

华夏大地后面两千年的整体框架,是人家搭出来的!

刘邦先生和大小股东们通力合作,完成了总工程的百分之二十。

高皇帝带队,再度缝合了天下并创造性的发表了“白马之盟”的政策性纲领。

吕后和文帝各完成了最后的百分之十。

吕后开创了黄老之治为华夏大地疗伤,并用整个吕家为反面教材帮文帝试错指出了“白马之盟”的突破方向。

没有吕后,前面的百分之八十再度崩盘未可知!

没有吕后,最后的百分之十能否收尾不一定!

文帝则踩在吕家的尸体上,通过前面的试错指引,打通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任督二脉的最后两大穴道(“列侯之国“与“众建诸侯少其力”)

至此,中华大地终于拢住了松散了几千年的诸多相互冲撞的内力。

开始导气归海,真气游走奇经八脉再无滞塞。

神功,就要大成了。

文帝死后,已经持续了近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政策仍在释放着强大的惯性。

因为他将“黄老之术”交棒到了他的皇后,即后来的窦太后。

窦太后不像当年的吕太后那样强势,她对于政策的影响力是依靠持续教育获得的。

老太后在皇室办起了黄老培训班,要求所有宗室子弟都必须学习并深入实践黄老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治国。

从中央到地方,各单位都要展开理论教学与小组讨论,开展两学一做,学黄帝理论,学老子思想,做合格政治家。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老之治在延续。

文帝的儿子,刘启也在这个大环境下上台了,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另一位。

这位和父皇分享大名的景帝,在很多方面,比他爹差的太远了。

本不该闹起来的“七国之乱”,就是在他的治下爆发的。

如果按照文帝的政策一直这么下去的话,后来的那场大乱根本就不会发生,所有的刘家藩王都将被实施安乐死,最终中央可以极其优雅的完成政治整合。

之所以会爆发,原因在于,景帝的黄老培训班学习效果并不显著。

他并没有理解时间的伟大红利意义,干了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正式削藩。

有一个人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之前卖爵位的经济大师,晁错。

晁错深得景帝的欣赏。

表面上,晁错是服从黄老核心的指导思想,但骨子里,却是个儒家。

在先秦的思想高地上,曾经百家争鸣,不过整个江湖最终随着秦灭六国最终被法家一统。

在法家独大上百年后,道家接过了思想的权杖。

但这个权杖并没有握稳,儒家一直在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

因为它的这套操作系统,渐渐听到了市场需求的呼唤。

道家本质上讲无为。

是把时间当朋友,相信只要方针路线对,时间会将一切都水到渠成。

儒家本质上则是讲有为。

是把时间当磨蹭蛋,总希望在自己的大有作为下,把时间老人的活儿自己给干了。

儒家在经历了上百年白眼,遭受各种不待见后,终于在大一统的政体下开始迎来了它的机遇。

因为,儒家的两个内核强烈的驱动了最高层领导对人生的美好追求。

一个是等级制度,一个是仁政有为。

 

通过“等级制度”,把社会的各个群体进行分级,让各个等级的人各安天命。

强调“克己复礼”,所有人凡事从自身找原因,克制自己的欲望,这样统治者统治起来就方便。

通过有为的政治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样会让统治者的存在感爆棚,青史留大名。

总跟皇帝们讲无为,那么千百年之后,谁又还能记得谁呢?

这就让皇帝们很不高兴。

想让每个后世子孙千万年仰望我,这是每个人主的共同心愿。

法家的本质,是让这个世界功利起来,为统治者驱使。

儒家的本质,是让整个世界安定下来,为统治者服务。

道家的本质,是让世界与统治者安定下来,为自然规律服务。

在天下大乱时,所有思想全要靠边站,谁法家贯彻的好,谁就胳膊粗,拳头大,哪里不服怼哪里。

但天下平定后,道家与儒家凭借具有“安定”药效,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道家先是拔了头筹,并成功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救了上千年烽火的华夏大地。

但儒家凭借着对统治者服务的整体优势配套方案开始一次次的冲击着顶层头部大佬的思想。

什么都不做,太难了!

什么都静水深流,太难了!

什么都交给时间老人,那我来干什么呢?

我是天选之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我非凡人,自然亦有超凡脱俗之力!

景帝上台后,内心深处在思虑。

干些什么吧,正好晁错提供了方案。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上疏《削藩策》。

刚刚继位的景帝,动手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恢复了地租,一个就是着手削藩。

一方面,恢复土地税,算是纠正了老爹文帝的厚道错误,给大汉帝国上了保险。

想干事情毕竟是需要拿钱说话的,现金流不稳定,很多项目就不能上马;再不巡查土地,国家账本就彻底完蛋了!

不过景帝还算仁慈,将土地税仍然规定为了三十税一,在文景两代的贯彻下,这个税率也一直延续到了西汉的末年,算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子民。

另一方面,景帝开始了自己的霹雳手段。

景帝三年冬,楚王来朝,晁错借机说楚王刘戊为薄太后服丧时,偷偷淫乱,请求诛杀他,景帝下诏赦免死罪,改为削减东海郡作为惩罚。

随后,一连串的削藩行动正式开始,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

在一系列的动作下,诸国震动。

你爹“重建诸侯”还特么不够,你小子改抢了是吧!

所有诸侯王中,辈分最高,年岁最长,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bi四声),对于景帝的怒火,已经喷薄欲出。

刘濞和景帝,之前就有大仇。

这个仇是三大不能忍之一,杀子之仇。(那俩杀父和夺妻)

曾经吴国太子刘贤,进宫朝拜文帝,有一次在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下棋时,两个人闹了些不愉快,结果刘启这孩子干了件特血腥的事情。

拿棋盘直接把刘贤给拍死了。

刘启这小子一言不合就动手,下的还是死手,拿棋盘把人拍死,换在今天的动作大片中,都会被剪进片花中做吸引投资的卖点。

再结合后面的很多事,可以看出来,刘启这孩子心胸狭隘,性格阴冷,跟他爹完全是俩极端。

刘贤这孩子比较命苦,不输房子不输地的,下棋教什么真啊!把命都下没了。

文帝随后敕命将尸体送回吴国埋葬,到了吴国,刘濞大怒:“天下都是刘家的,死在哪就埋在哪!何必送回来!”

人家主家不签收,送陵队掉头又把尸体送回了长安,到了长安后,刘贤臭的都没法要了。

儿子被人家杀了,但这个仇又没法报,刘濞一腔怒火,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再也不去长安朝拜了。

刘濞的公然不朝影响很坏,文帝先是拘押了吴国使者敲打敲打刘濞,但后来还是想到,错是在自家这边,于是,赐给了刘濞几案和手杖,表示体谅他年老,可以不再朝觐。

文帝传递了两个信号:

我这有错,给你道歉。

你也老了,差不多得了,拿好拐棍别再闹了。

文帝在时,贾谊和晁错分别都建议过文帝,吴国又铸币,又晒盐,实力太强会出乱子,早下手为强。

文帝始终没有动刘濞,一方面在于文帝知道自家理亏,一方面也在于文帝已经找到了消化诸侯威胁的办法。

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重建诸侯少其力”。

在文帝的大台阶下,刘濞后来没再闹什么动作。

由于“重建诸侯”也是将矛盾全都指向了诸侯内部,所以诸侯王们有苦说不出。

哪怕想反,自家内部也是困难重重。

除了嫡长子外,所有的儿子都会说:没有中央就没有我们的封地,谁做反革命就是逆时代的潮流自绝于国家与人民!

诸侯王实际上就是间接的让中央的政策架空了。

 

但景帝的“有为”举动,再次将所有的诸侯国由内到外的利益群体统一了起来。

中央不是要分我们的地,而是要拿走我们的地!

所有诸侯的孩子们都明白了,别梦想分地了,粮补眼瞅都要没了。

刘濞作为所有诸侯王中,胳膊最粗的,在国仇家恨的一起引爆下,亲自出使胶西,与胶西王刘昂约定反汉,事成后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

刘昂同意谋反,并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

吴王刘濞同时还派人前往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起兵。

这帮被景帝集团薅过羊毛的诸侯们组成了“复仇者联盟”,就差一条导火索了。

不久,景帝点燃了引线,降诏削夺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

诏令传到吴国,吴王刘濞立即杀了吴国境内中央所置二千石以下的官吏,联合串通好的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国的诸侯王公开反叛。

刘濞征募了封国内14岁以上,62岁以下的全部男子入伍,聚众20余万人,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 "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点燃了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景帝听说削藩给人削急眼了,有些始料未及,他们咋还敢反呢?

每一个熊孩子惹祸之前都没想过这祸会闯的有多大。

景帝眼下也找不了家长了,于是匆忙找削藩的总设计师晁错商量对策,结果晁错给景帝摆出了一个很作死的方案: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他估计是个汉史研究者,很是倾慕当年刘邦与萧何的那段君相搭配,干活不累,希望自己能像萧丞相那样包办一大摊子,景帝能像刘邦那样,看谁不服就撸袖子自己上。

不过他有些天真了。

他并不是萧何,萧何从来不会指手画脚,只会默默地擦屁股。

景帝也不是刘邦,刘邦在韩信眼中还是能带十万人的,而这位爷生平只拿棋盘杀过人。

计划是你提的,最后你自己怂了,把我戳前头去,景帝对晁错很不满意,于是景帝又召见了袁盎。

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景帝希望听听这个曾经的敌后工作者是啥意思。

晁错很不走运,这个袁盎,是他的政敌。

晁错这人的想法多,而且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做头脑风暴,总喜欢雷厉风行的来真的,这就容易得罪既得利益群体,树敌非常多。

袁盎先是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然后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

景帝于是封袁盎为太常,令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媾和。

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非常默契的联名上书,弹劾晁错误国,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

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的晁错还毫不知情。

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突然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当街腰斩尚穿着朝服的晁错。

晁错就这么一脸懵圈的被当街拦腰斩杀,场面血腥恐怖。

晁错之死,既冤也不冤。

冤在于他是真的一心为公,纵观他的一生,算是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并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所想皆为他刘家天下,还因此干了很多得罪人的事,即便是当替罪羊,不该是这种凄凉死法。

不冤则在于,七国之乱是他挑起来的,自然也应该由他结束。

你既然敢下手,也就应该有办法平这事,既然无法负责,就只能以死谢天下,只不过他伺候的这位主子阴暗冷血,死的实在让人冷汗岑岑。

晁错已死,但七国联军并未因此撤兵。

62岁的老刘濞(谐音比较搞)知道,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既然翻脸了,退回去将来也是个死,直接自称东帝,根本就不见袁盎!

跟大侄儿摆明了态度:你大爷跟你拼了!

国难显忠良,景帝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老爹曾经遗嘱过自己,国家有难时用此人。

这个人,就是周勃的儿子,周亚夫。

文帝六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

文帝命宗室刘礼为将军,屯军灞上,祝兹侯徐厉驻军棘门,河内郡守周亚夫驻守细柳。

三军警备,以防匈奴入侵。

文帝比较厚道,总搞形象工程,亲自去劳军。

到了灞上和棘门,文帝一行直接驱车而入,在军营中进行最高指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劳军讲话。

官兵们纷纷热泪盈眶,情绪激动,掌声经久不息。

到了细柳军营,文帝却并没有得到鲜花掌声夹道欢迎首长好的热烈场面,而是看到营中将士各个披坚持锐,刀出鞘,箭上弦,拉满弓,持战备状态。

文帝的先锋驱车不得入,于是说:“赶紧开门,天子就要到了!”

守卫军门的都尉说:“进不去!谁来也不好使!我家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

过了一会儿,文帝到了,都尉还是表示谁来也不好使!

于是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周亚夫:“我要入军营慰劳军队。”

得到周亚夫的传令,都尉才打开营门。

开门后,车夫刚一扬马鞭踩油门要挂档,守卫都尉又对文帝司机交代说:“刹车!”

“将军有令,军营中不准车马奔驰!”

于是文帝的车只能控着缰绳,慢慢溜达,超跑变成了三蹦子,八车道限速二十迈的挪到了指挥部。

到了指挥部,周亚夫手持兵器向文帝拱手说:“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以全礼。”

文帝被这一整套军容军纪震撼感动了,靠在车前横木上向军队敬礼,郑重向细柳全体指战员致敬。

劳军仪式结束后,文帝称赞道:“真将军也!之前看到灞上和棘门的军队,好像小孩子做游戏,真打起来根本靠不住,但这个周亚夫,却真是中流砥柱!”

周亚夫的治军给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死时嘱咐告诫刘启:“国家若有急难,周亚夫可当重任。”

周勃父子,算是与刘家有宿世的大缘份。

这对父子先后被刘邦与刘恒父子像锦囊妙计般的遗命重任,并最终各自在风云动荡中力挽狂澜。

周亚夫出征平乱之前,和景帝大致说了一下自己的用兵方针。

总体来说就是先占据荥阳这个战略要地,自率主力进击闹腾最大最有钱的吴楚,另派有力之军击赵、齐,不过楚人骁勇,先拿景帝的兄弟刘武当肉盾正面死扛吴楚,然后再伺机断叛军粮道,大事可成。

周亚夫这个计划,从战略的层面上,是上上选。

先是找准了天下的总枢纽,荥阳一线,守住此处先保证自己输不了,然后在梁军吸引吴楚主力后,自己再伺机而动。

但这个计划,从政治的层面来说,比较不正确。

因为他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他拿当今天子的亲兄弟做挡箭牌,无论胜败,他将来都得不了好果子吃。

这就好比明知道天子御驾亲征的三军士气最高,但绝大多数时刻不能这么用。

除非天子像刘邦同志那样强烈要求的,否则你千万别怂恿。

万一天子怂呢?(刘启)

万一陷外头了呢?(朱祁镇)

政治错误是不能犯的。

其实你周亚夫就应该率中央军规规矩矩帮梁王去守粱地,同进退。

也许无法速胜,但你将来绝对稳当。 

景帝在很多地方,都继承了他爷爷刘邦的神韵,在听了作战方案后表示牺牲我弟弟算什么,我爷爷当年连我大爷大姑都不当回事,你放心去打,只要能赢,剩下都不叫事儿!

 

景帝派出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位将军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

周亚夫带着作战计划上路了,从他的这个思路就可以大致判断出来,这场战争的下限不会低。

其实吧,经历过我们前面两个系列的洗礼,尤其整个楚汉争霸打下来, 看过我们这么久专栏的朋友应该已经很明显的看出来了。

叛军是不可能能赢的。

第一,中央首先没乱,你资源根本拼不过。

吕后,文帝四十年攒下来的大胖身子,你说你咋跟人家碰。

有人会说,吴国那家伙不是富得流油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比较遗憾,在古代,真打起仗来时,很多东西没法用钱来解决。

粮食,你也许可以拿钱买。

兵源,你也许可以拿钱招。

但那都仅限于和平时期。

一旦进入战时,所有沿途无论国家还是郡县,全部自发坚壁清野,人家全藏起来了,想交易根本没人搭理你。

你所能做买卖的地方还是你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你吴国这回下至14上至62全部强行入伍,你总量也不过才二十多万嘛!

第二,全都是几十年没打仗了,你官兵素质拼不过。

人家中央军好歹还时不时防个匈奴抢粮队,你内地这些年光剩放羊了。

对面有真将军周亚夫,你有谁呢?

在将帅和兵源质量方面,你也根本没戏。

这场战争在打之前,就已经注定结果了。

刘启这孩子没见过世面,一闹腾起来就把慌神把晁错给整死了。

哪到哪啊!

犯不上嘛!

从一开始,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藩王叛军根本就不可能有希望!

唯一的看点,就是叛军能支持多久,能给中央添多大麻烦。

结果一看吴楚的战略汇报,知道这仗打不了多久了。

吴国那面大将田禄伯曾经建议自领五万人,延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然后打武关,两路出兵,双管齐下。

这个思路比较独特,分兵牵制中央,不过被吴国太子否了,原因是:兵权不可他授于外人,咱造反,也保不准别人会反我们。

田禄伯被否了以后,一个姓桓的少年将军献策:

吴国多步兵,步兵利于险阻,中央多骑兵,骑兵利于平原,我们应该过城而不攻,大军直奔洛阳的武库,敖仓的粮库,据山河之险,这样虽然并没有入关,但山东之地却已经尽在我们的掌握了。

如果大王一座城一座城的打,中央的大军赶到,梁楚之地千里平原,无险可守,咱们就不妙了。

这位桓将军虽然年轻,但能说出抢敖仓和洛阳武库,已经算是个明白人了。

抢下洛阳武库,基本上阻断了中央短时间内向山东用兵的可能。

下面我们要来解释下在大一统时期,洛阳这武库是干啥用的了。

比如说,中央收到关东七国造反的消息了,基本上的流程是这样的。

所有武装赶紧动,中央及各郡部队集合,往洛阳赶。

这个时候,比如北军,是不能从长安的武库拿上家伙穿上铠甲出发的。

那样本来十天的路,你一个月也到不了。

而是各地军队大整队,然后在长官的带领下往洛阳跑。

跑到洛阳,去洛阳武库大武装,然后再往荥阳前线走去占敖仓。

黑线为各军区靠拢方向,绿线为出击方向

到达荥阳,占住敖仓,基本上谁来也没戏了,中央军也可以四处进击了。

如果吴楚能够强行军第一时间抢下洛阳,那么函谷关以东将陷入惶恐。

因为中央只能再指望所有部队从长安集结,然后再开过去。

时间和形势上将大大有力于藩王军们。

以梁国(景帝弟刘武封国)为前哨阵地,颍川、河内等为山东核心的汉帝国关东缓冲区将很有可能被吃掉。(下图长方形)

这个方案中,最大的危险是吴楚方的粮道问题。

你见城绕过而去抢洛阳和敖仓有非常大的可能你的粮食运不过来。

因为你的粮道要走水路,中间你要过梁国和中央的防区。

蓝线为泗水、睢水大致方向。

粮道有问题就意味着你要速战速决的拿下敖仓,否则就会大崩溃。

但说句实在的,虽然险,这却是唯一可能出现奇迹的机会。

桓将军的建议到了诸位老将那里讨论时,清一色的说:小毛孩子,懂什么!

老同志们也有道理,万一抢不下来呢?

但是,弱者有本钱挑三拣四吗?

造反派随后在各种战略讨论后,决定步步为营往前拱。

吴楚联军东进,贾谊的遗计开始闪耀光芒,行至梁国,遭到景帝之弟梁王刘武的顽强抵抗。

没办法,你反的是我亲哥哥,我必须得跟你拼。

吴楚联军并力攻城,攻下了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

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被打的七荤八素,开始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向周亚夫求援。

中央军你赶紧上啊!

接到求救,周亚夫赶紧扭头远走高飞,将军队引向东方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彭越老家),当起了看客跟刘武相望于江湖。

无论刘武怎样的派人求援,周亚夫就是不发兵,最后逼的刘武写信给景帝:大哥你再不救我我就完蛋了,我死了下一个就是你了。

景帝看到了这种情况,又慌了,将战前答应人家的那堆抛在了脑后,命周亚夫马上进兵增援:赶紧救我弟弟!再不救这肉盾就真死啦!

周亚夫没有搭理,一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景帝噎了回去。

景帝如果知道当初老爹劳军周亚夫都不让超过20迈,估计也就不会在这位真将军出征后废话了。

死活等不来救兵的刘武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拼死抵抗,与吴楚联军僵持。

吴楚的步步为营连梁国都过不去!旁边还有专业拳击手周亚夫一直在候场。

僵持逾月,见梁国城池防守严密,吴楚无法西进,于是北上攻向周亚夫的中央军。

周亚夫还是老策略,压根就不理你,坚守壁垒,拒不出战,但另一面,却趁机派骑兵南下,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断了叛军的粮道。(具体图不画了,没啥技术含量)

吴军断粮,士兵饥饿,几次挑战未果,于是在一天夜里,拼了老本展开了总攻击。

吴楚联军耍了一个诈,先是大举进攻军营的东南,声势浩大,但周亚夫却从嘈杂中判断出来了虚实,下令:东南给我顶住!然后令主力去西北方防御。

结果在西北遇到叛军主力的进攻,大战一夜,军营岿然不动,吴楚的最后猛攻,宣告失败。

周亚夫在此次平叛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个名将的极高素养。

他前期从布置战略,到执行部署,以逸待劳耗吴楚的锐气,这都符合名将用兵之道。

今天要单独说一下的,是这个人的“静”。

在吴楚这次总攻前,军中出现了非常棘手的突发情况:“夜惊”。

莫名其妙的军中就乱了,甚至到了军士互相攻击的地步,周亚夫的军账外都打成了一片。

一般遇到这种突发状况,部队基本上就完蛋了。

史书中绝大多数的这种情况都是大将带着亲卫兵骑上马跑了,整个大营也就溃散了。

但周亚夫的表现,却堪称夜惊教科书。

人家就躺床上不动,任何动作都没有。(太尉终卧不起)

过了一会儿,军中安定了下来。(顷之,复定)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我们想要有所建树与成就的朋友必须要修的学分。

万众惶恐中,你静若处子。

沉默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很遗憾,这一点,我无法像前面那样,给大家掰开揉碎的讲咋练这“静气”。

像什么最后一个开口说话啊;像什么要稳住心神啊;像什么你要用眼神震慑全场啊。

都是废话!

“修心、养气、练静”,这东西要凭天赋,靠琢磨,是从一件一件的事儿上经年累月磨出来的!

这是在克制人类成千上万年演化下来的本能恐惧反应!

人生很长,要永远记住这个目标,终生修炼。

“临事静气”它有多重要呢?

李嘉诚在儿子被绑架后可以跟匪首当面谈价。

王阳明可以在宁王造反后光着屁股稳住南方。

此次周亚夫面临的军中夜惊,是非常可怕的军事事故。

敌人的袭击与攻打其实并不会给你造成多大的损失。

因为你一致对外,你有防备,你有聚焦的焦点。

但军中夜惊,莫名其妙就乱了,会让所有人失去秩序,心中开始惶恐不安。

接下来就是自相践踏,手足相残乃至最终的一败涂地。

内乱大多数时候比外患可怕的多!

周亚夫的镇静,会通过帐内、帐外、全营的层层传导,让所有人的心神安定下来。

没问题!不要慌!大帅那都稳着呢!

真要出事了,领导早就跑了!

所有的军中夜惊,基本上大概率都是间谍在搞破坏。

一旦全军大心慌了!所有战士的大脑都空白了,信心的崩塌会以裂变的速度传递!

所破解的唯一方法,也只有通过你自己不动如山来重塑信心!

你沉着冷静,这摊水就搅不混!

你自己不乱,任何小规模的试探和破坏就都没有用!

包括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后来吴楚夜袭时,你周亚夫咋就知道吴楚军会最终从西北来呢?

在各种嘈杂的信号中,你要查一叶知秋,你要观滴水知沧海,你要从这虚张声势的呐喊声与旌旗数量的对比中评估出来犯的敌军人数和他的真正目的。

听声音只有一万人的动静,那三万哪去了!

为什么要如此的歇斯底里动作夸张?

你小子想跟我玩声东击西!

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你的心要稳,才能宁心静气的判断出来。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否担重任的关键性指标!

心不静,性不稳者,勿与大任!

逆,不惶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

可拜上将军!

在周亚夫不动如山的坚守下,叛军绝粮已久,士卒军心涣散,开始四散叛逃。

吴楚不得已,开始退兵。

看到叛军败相已现,歇了两个多月的周亚夫终于开始派出了精兵展开了总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吴王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乘夜逃走,楚王自杀,剩余叛军四散被俘。

刘濞渡过淮河逃至丹徒(今江苏镇江),希望沿江自守,但汉军追至,防线没有被稳固住,再次被冲垮,于是刘濞又退守东越国,并派人招集残兵。

周亚夫随后派使者以利引诱东越,东越王骗刘濞出去劳军而杀之。

至此,仅三个月,吴楚之乱被平,南方平定。

东线战场上,当初吴王起兵渡淮河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赵国也都跟着发兵了,但原先约定的还有齐与济北两国没有动静。

齐王是反悔了,济北王则各种推脱耗着,所以最开始的吴王窜动的剧本是九国之乱,实际出兵的只有七国。

齐王突然地反水在东线战场给中央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

济南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忘了自己的目标反而去围攻说话不算的齐国。

结果一个临淄,四个国打了两个月都没有打下来。

这么欢乐的战况令人啼笑皆非,汉将栾布基本没有阻拦的穿过了齐鲁大地的东边险阻。

汉军率军进逼齐地后,在与齐国内外夹攻下,四国大败纷纷逃回封国,随后济南,胶东,淄川三王伏诛,胶西王自尽,齐地平定。

北线战场上,赵国作为离洛阳荥阳最近的一个政权,啥动静没有。

郦寄稳稳当当的领兵进攻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并派人向匈奴求援。

其实抢洛阳敖仓的关键任务应该是离得最近的赵国同志最有可能成功。

估计是真没有明白人啊!

郦寄久攻不下后没过多久传来吴楚兵败的消息,事先观望的匈奴也没有出兵相助,此时栾布已经平定齐地诸国,还军与郦寄会师,两个方面军水淹邯郸城。

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

至此,七反王皆死,七个封国,除楚国另封他王外,其余全部废除归了中央。

所谓的“七国之乱”,其实我在本章起名字时,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叫“文景之治”。

要不是为了讲“周亚夫的不动如山”,最后这“七国之乱”都没打算给篇幅。

而且名字上最后的这个“乱”字,应该改成大闹天宫的“闹”。

一场大闹而已,真谈不上是一场“乱”。

景帝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以出乎意料开始又以迅雷不及之势被迅速平定。

借由七国的叛乱,景帝也因此完成了惊人的一跃,提前几十年粉碎了诸侯国对帝国种种阻碍与危险,实现了政,财的中央大集权。

七国战败后,景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国的政,财基础。

在废除六个反国的九年后,公元前145年,景帝推出了改革措施,剥夺了诸侯治理国家的权力,而诸候国的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命。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是剥夺诸侯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候国的少府、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要官职直接裁撤。

少府是掌管王室收入,特别是矿产税收的官员,少府被裁撤,意味着皇帝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

从此以后,诸侯国除了从规定的封地收取粮食之外,没有了其他的收人,收入大减。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增加了矿产收人,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扩充。

御史大夫、廷尉等监察、司法官员的裁撤,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官员了。

皇帝将中央政府监察权的触角伸进了诸侯国内。

 

至此,一个统一的大一统帝国基本成型,诸侯国虽仍然存在,但由于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其实际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由于本不该出现的七国之乱的爆发,景帝却得以在自己一朝内完成了很多年才能完成的使命任务。

景帝着急忙慌的削藩,你说他做对了吗?

按理说没做对,但并不耽误人家结果丰硕。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历史有时真的没有对错之分。

只有国运的昌隆与否和福报的大小之分。

文、景二帝,皆是有福之主。

文帝咋做咋对,景帝也延续了老爹的福气,将一件政治失误,转变为了政治成果。

景帝的福气在于,他有一个好兄弟,还有一个好将军。

这二位,都是他爹亲自任命与发现提拔,并最终托付给他的。

所以说,景帝最大的福气,还是在于自己有一个好爹。

文帝很厚道,景帝不厚道,但这爷俩对有恩于他们的周家,却实在是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

当年周勃因拥立之功,自视甚高,文帝曾经以谋反罪将其下狱,不过后来薄太后怒骂文帝没有良心,周勃又找了公主儿媳妇的路子,最终得以善终。

出狱时留下了那句千古名言:我曾统帅过千军万马,但今日方知狱卒的威风!

文帝对周勃,我相信内心深处是因为当年“病死”的那四个孩子。

但无论怎样的恩怨情仇,文帝到底还是厚道,周勃最终得以善终。

到了儿子辈儿这,周亚夫没有老爹那么好的运气了。

或者说周亚夫作为废掉“白马之盟”的最后一个阻拦者,成为了大汉皇权必须要除掉的那根肉中刺!

周亚夫虽平乱有功,但因为将梁王当肉盾还见死不救,从而得罪了梁王和疼儿子的窦太后。

尤其梁王,后半辈子骂周亚夫成为了保留曲目。

从头到尾都是我挨踢,最后仗特么是你打的!

当初放弃梁王,拿他当肉盾的战略方案是得到景帝同意的,不过形势好转之后,景帝就不认这个账了。

刘启也在想:周亚夫你个王八蛋咋这么不是东西,坑我可爱的弟弟呢!

景帝六年,景帝薄皇后无子被废,后宫开始美人心计的大撕X。

景帝的王夫人和景帝的姐姐长公主联手击败了栗姬。

这位王夫人,就是后面要出场那位爷的妈。

这也因此成为了一次决定世界命运的皇后之争。

因为栗姬之子为长太子,所以王夫人的最终上位遭到了以周亚夫为首的军功集团的反对。

结果,景帝第一次跟军功派撕破脸强行废黜了栗太子。

刘彻正式上位!

这不是周亚夫最后一次得罪王夫人。

不久,周亚夫又跟皇权开干了,因为景帝要给皇后的哥哥封侯,而且是窦太后的意思。

此时身为丞相的周亚夫作为军功集团的最后掌门人,搬出了“非刘姓不封王”的白马之盟!

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

景帝默然而止。

周亚夫在这一回合艰难的靠曾经的开国封印将景帝怼了回去。

中元三年,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打算封这帮匈奴脱北者列侯。

还是要给没有军功的封侯,但这具有国际示范意义。

又一个新的棘手题目扔到了周亚夫面前。

周亚夫给出的回答是:背叛主人投降帝国,你要是封了这帮人当侯,将来咱们咋责备那帮不守臣节的人呢?

在这次关键对决下,景帝借由国际民族事务的外交关键风向,终于突破了周亚夫这个军功集团的最后一道防线,封了匈奴人徐卢等为列侯!

周亚夫因此谢病辞职。

中元五年,景帝封皇后兄王信为侯。

彻底推翻了“白马之盟”。

所谓的刘姓掌皇权,军功派掌相权的时代,在这一刻,掀篇了。

通过“列侯之国”,军功集团在中央的官僚体制力量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下滑了。

而且军二代、三代们也因为部队大院的被拆各奔东西后不再具有父辈们那样的革命友谊。

这个力量,在诸吕之变后散沙化了。

仅仅三十多年啊!

 

诸侯王们也由于文帝当年的“众建诸侯少其力”和景帝时期突然爆发的“七国之乱”,被两代政权彻底阉割肢解了。

曾经的皇权、王权、相权三权分立的力量均势早已不复存在。

周亚夫凭借着平灭吴楚的大军功,在这泰山逐渐压顶的局势下,根本无可奈何。

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子,你不再像父辈那样,身边群策群力的大院开会密谋撸胳膊上了。

得罪了景帝的人,下场都很惨,比如被棋盘打死的刘贤,被腰斩的晁错。

周亚夫后来被告谋反,原因是他儿子买了五百甲盾想要给他将来陪葬。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廷尉问周亚夫时问道:“君侯为什么要谋反啊?”

周亚夫道:“买的都是丧葬品,怎么会是谋反呢?”

最牛的反问来了:“你就是不在地上谋反,恐怕也要到地下谋反吧!”

非有上意,司法部门是不会如此嚣张牵强的,周亚夫受此屈辱,绝食五天,吐血身亡。

列侯国除。

在周亚夫之死的同月,随着汉建国以来第一位非军功派的代郡人卫绾出任丞相。

“白马之盟”代表“相权”的潜规则也被板上钉钉的废除了!

高祖当年的权宜之计,终于在子孙两代的努力下,彻底解除了封印!

这个当年刘老三和哥们弟兄们的歃血之盟,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被景帝挥一挥衣袖,成为了天边的云彩。

立国六十多年的大汉王朝,经历了前三代的艰苦创业和阵痛缓释并举的过渡与磨合,终于达到了喷薄欲出的状态。

“秦并天下”的历史进程,其实从这一刻,才算真正完成!

自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正式开动国家机器。

到公元前143年景帝彻底终结诸侯王与白马之盟。

整整二百多年,无数豪杰前仆后继,历史大势潮起潮落,滚滚向前的车轮终于在一次次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后,把一个完整的中华帝国组装完毕并端到了一位千年一遇的猛人手上!

整个世界将要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所绽放的炙热温度和前所未见的国家力量所爆发出的轰隆巨响!

接下来,还有一个故人要重提一下。

 

我总说历史颇具对称之美,在景帝解决完诸侯王对于汉帝国的所有威胁后,当年第一个造反的诸侯王臧荼,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臧荼有一个孙女,叫臧儿,后来成反革命后家败隐姓埋名嫁给了槐里的平民王仲为妻,生一子名叫王信,还有两个女儿,长女王娡,次女王儿姁。

王仲死后,臧儿又改嫁给长陵田氏,生下两子田蚡、田胜。

王娡刚成年时,就在其母臧儿的主持下,嫁到一户普通农家金王孙家里,没过多久,王娡便生了大女儿金俗。

臧儿曾经找相士姚翁为自己和的子女相面,姚翁告诉臧儿:“你这个闺女是大贵之人,将来会生下天子。”

臧儿听完之后觉得使命艰巨,于是把王娡从金王孙家中强行接回来,还托了很多的关系把王娡送进了太子宫。

王娡不负母望,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对王娡很是宠爱,封其为美人。

这位带着生天子指标的女人上来却连生了三个闺女,王娡也曾怀疑过那位相士的水平。

第四次,当王美人再次有孕后,对刘启说:我梦到一轮太阳扑入腹中。

这是让每一个父亲都兴奋的梦,不过按照之前的概率,王娡可能生下来的是个火气很大的公主。

但这一次,上天没有再开玩笑,景帝即位当年,王娡生下皇十子刘彻。

刘彻自幼聪明伶俐,而且自带太阳背景,所以很受景帝重视喜爱。

公元前153年,景帝竟打破太子与他子不能同年而封的旧例,于夏四月己巳日,立长子刘荣为太子,立刘彻为胶东王,并且不顾皇帝仍在世、皇帝妻妾不称太后的世俗忌讳,封王娡为胶东王太后。

这是两个不同寻常的政治信号。

当时景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吃醋馆陶公主屡次给景帝进献美女而拒绝了这桩婚事。

这就很不理性了,后果也很严重。

刘嫖十分恼火,嫁不了太子我就再捧一个太子!

于是,刘嫖找到了“梦阳入怀”的胶东王,想把女儿嫁给时年四岁的刘彻。

王夫人同意了这桩婚事。

在一系列的政治联姻与利益斡旋后,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春正月,景帝废掉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生母栗姬忧惧而死。

同年夏四月乙巳日,王娡被立为皇后,同月丁巳日,七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顺便说一下,刘嫖虽然将她的女儿阿娇顺利藏到了刘彻的金屋子里,但最终笑道最后的,却依然是别家的姑娘。

命里有时终归有,刘邦,刘恒是这句古语的印证者。

命里无时莫强求,吕雉,刘嫖是这句古语的打脸人。

公元前141年3月21日,16岁的刘彻登基继位,后世大名鼎鼎的汉武帝正式执掌权柄,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争议性最大的皇帝,几乎没有之一。

在他的治下,中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

在他的治下,中国贯穿后面两千多年的“国企”制正式诞生并沿用至今!

在他的治下,儒家的学说正式奠定思想领袖地位,并沿用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的那声炮响!

在他的治下,整个中原大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极其恶劣的通货膨胀席卷千家万户,百姓民不聊生!

在他的治下,中国的政权极其罕见的彻底打赢了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世界大战!

在他的治下,中国的大名第一次,响彻世界的各个文明角落!被彻底打垮的匈奴无奈渐渐西迁,却又改变了欧洲的整个历史格局!

在他的治下,“汉”彻底的烙印成为了一个民族的代号,并开枝散叶,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民族!

这所有的所有,都是源于两个字。

“匈奴”!

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四代的积累后,带有太阳转世背景的刘彻将犀利的眼光投向了遥远寒冷的北方。

匈奴人并不知道,这个炙热的男人,将用他那无穷尽的熊熊烈火燃烧你我!

两汉最大的战争狂人,朝他们杀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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